李影 整理

2020年12月6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四届地方文史研修班上做了题为“我研究上海租界铁门（1925-1946）的体会”的主题讲座。马军研究员以电影《八佰》作为楔子，通过大量的历史图片和生动的事例，介绍了上海租界铁门的由来、位置布局和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分享了自己研究租界铁门的缘起和体会，强调历史研究应具有现实关怀。这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阮清华主持。

马老师从今年上映的《八佰》谈起，电影中有一幕是淞沪会战爆发后，大批中国难民要冲破铁门阻挡，逃往租界避难。影片中只出现了一道铁门，但事实上，在八一三事变爆发时，上海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交界的路口间存在着几十道这样的铁门。这些铁门是怎么形成的？

铁门的形成：战乱的时代

马老师认为铁门形成于1924年齐卢战争和1925年五卅运动所造成的战乱和动荡的时代。1924年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爆发了齐卢战争。战争中很多难民、逃兵逃往租界，对租界安全造成了威胁。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中国掀起激烈的民族主义的潮流，收回租界的呼声越来越强。为了保护租界安全，从1925年到1927年，法租界当局率先在从南市十六铺到斜桥的华法交界处各路口修筑起30多道大型铁门。铁门的高度都是2.9米，因所在道路的宽度不同，铁门的宽度亦有不同。法租界建立铁门之后，公共租界亦如法炮制，在公共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也建立起30道铁门。铁门从沪西直至虹口、闸北构成一线。马老师通过大量的图片向大家展示了铁门所处的位置、形式以及中国人被阻隔在铁门之外的历史场景。

这种铁门有军警驻守，昼开夜闭（遇特殊情况时，白天亦会关闭），与原有的铁丝网、沙袋等障碍物相配套，对市民的自由交通构成了颇大阻碍。如家住华界，工作在租界者，若铁门突然关闭，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租界内每日所需蔬菜等食物，都是由周边华界运来，如果封锁无法进入，法租界居民生活亦会不便。马老师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铁门的建立，对于商业活动和市民日常生活工作造成的干扰，随处可见。从1927年开始，上海地方各种势力就铁门给市民生活造成之莫大痛苦，不断向法租界当局抗议，要求拆除铁门，恢复自由交通。租界当局虽表示通融办理，但事实上不为所动。三十年代以后，中共地下组织、左翼力量在上海非常活跃，法租界当局每逢风吹草动和敏感的纪念日，如8月1日（南昌起义），11月7日（十月革命），便动辄戒严，或全闭铁门，或关闭大部，或缩短开启时间，中断交通几乎成为家常便饭。

在和平年代如此，在战时，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期间，铁门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战争爆发后，大批中国居民为了求生，从闸北、南市等华界地区涌向苏州河以南地区以及法租界地区。两租界的人口猛增，当局不堪重负，几乎关闭了所有铁门。而对于难民来说，逃不进租界可能就要死于日军枪炮之下，铁门几乎成了“生死一线天”。大批难民云集于铁门之前，进退失据，很快陷入了困境。租界内的慈善机关为铁门外的同胞组织募捐活动，购买了大批大饼、油条、馒头，从铁门投出，为难民充饥。马老师通过当时的报刊和历史图片向大家展示了铁门边的凄惨景象。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进入了“孤岛”时期。此后，南市华法交界处的各道铁门实际上长期处于关闭状态，直至1939年12月，法租界在伪市政府的多次交涉下，终于打开了新开河铁门。1940年1月24日起，又增开了斜桥、南阳桥、典当街、新桥街、东自来火街五道铁门。到1943年7月，汪伪政权“收回”了上海法租界，沪市行政归于一统，法租界铁门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但直到1944年3月起才决定开启大部分铁门，并且事实上直到1946年1月才彻底拆除。相比之下，公共租界和闸北之间的铁门拆除较早。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大败，急需大量金属原料制造枪炮飞机。日伪当局在上海发起废金属回收运动，公共租界和华界之间的27道铁门，在1944年5月14日前已经全数拆除，造军火去了。

铁门：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问题吗？

租界铁门很容易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马老师认为如果仅做出这样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上海租界铁门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马老师通过图片向大家展示了，这两年美墨边境，特朗普推出的边界隔离墙；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设置的路障；以及在生活中处处可见栅栏、铁门。马老师认为栅栏、城墙、沟渠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利益，它更像是一种工具，谁都可能用，谁都可以用，只要他有强权在手。铁门并不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完全划上等号，古今中外都存在用这种形式的东西保护自己私有利益的文化和经济现象。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远离本土的西方殖民者，面对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当地民众，内心始终是充满恐惧感的，生怕被挤压、被接管，被赶下大海。在远东、非洲、美洲通过各种拦阻和隔离手段，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演讲中

研究上海租界铁门的体会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马老师从五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研究租界铁门的体会：

首先，马老师分享了自己为什么会研究上海租界铁门问题。2002年，马老师兼任《史林》杂志编辑时，前辈郑祖安先生曾写过《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上海难民》，其中提到了铁门。十余年后，2014年马老师决定撰写一篇论文研究八一三以后的上海法租界铁门的情况，以便参加“法租界与近代上海”的学术研讨会。其时，他正在协同法国上海史权威学者安克强教授主持“战争塑造上海”的研究项目。某一天，安克强教授不经意的一句话：这些铁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又促使马老师继续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法文资料，把法租界铁门的形成经过搞清楚了。很自然地又引发了他对公共租界的兴趣，按照同样的程序，搞清楚了公共租界铁门的情况。2016、2017年，马老师在日本访学期间，又重点考察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个时期的铁门状况。至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马老师讲到，有人说，“对门或铁门作研究，切入点是不是太小了，太碎片化了”。他常常会回答到：“人的身上有23对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都有你的遗传基因。人身体上的任何碎屑，也都包含着23对染色体。”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规律。铁门的研究虽小，但其中隐藏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第二，马老师强调要把铁门放在多维的视野中思考。在研究中，要了解租界铁门，就要考虑到在古今中外它是怎样表现的？大航海以来的世界，西方殖民者在远东、在非洲的殖民城市表现如何？要把铁门放在殖民地的视野中比较。在太平天国期间，小刀会时代的上海租界，怎么处理安全问题？中国各地其他的租界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铁门在上海并不是最早的，在天津、汉口等都比上海早，要把铁门放在租界在中国的视野里比较。

第三，马老师认为铁门的研究加深了他对上海法租界地名的认识。马老师通过介绍自己在档案中所查到的法文表格，梳理出37道铁门的由来，对上海法租界的路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四，马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查档经验，说到要发散思维，用多个关键词检索，他在寻找铁门资料时，就曾用“铁门、铁栅、栅栏、闸门、界墙、沙包”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档案、报刊检索，才能尽可能多地获得资料。

最后，马老师谈了自己对上海史研究的期待，马老师认为要培养多语种资料运用的能力，以及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把电影、艺术的手段运用到史学中来。同时上海史研究一定要保持强烈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