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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骈文与赋

关于骈文与赋关于骈文与赋 来源:天下心 骈文与赋在仅几年来传播很快,成为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并被广泛用于城市宣传和旅游宣传。但其学术概念并不很清,这里简单进行论述,使读者有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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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骈文与赋 来源:天下心骈文与赋在仅几年来传播很快,成为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并被广泛用于城市宣传和旅游宣传。但其学术概念并不很清,这里简单进行论述,使读者有初步了解。 骈文曾经流行于中国文坛一千八百年,有过辉煌的业绩,也遭到众多的责难,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然而五四以后似乎消声匿迹了。很少有人写作和研究,一般文学史避而不谈,即使提到亦多谥为“形式主义”、“唯美文学”,几乎毫无价值,人们渐渐把它淡忘了。但近一二十年来,骈文逐渐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虽然比不上古代散文和辞赋研究之盛,总算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正因为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者对骈文的认识自然难于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观点尚待深入。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骈文的关注。

一、骈文的名称

究竟什么叫骈文?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罗列出二十五种,莫道才《骈文通论》归纳为十三项。我以为,其中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恰当的是骈体文和四六文。骈文是骈体文或骈俪文的简称,四六文可简化为“四六”。

有不少人把“丽辞”、“丽语”、“偶语”、“俳语”当作骈文的代词。准确地讲,它们是指对仗、对偶,属于句式和修辞方法,并非专指骈文。有人认为,《文心雕龙·丽辞》篇是讨论骈文的。其实该篇主要从修辞角度立论,所举对偶句例,有诗,有赋,有文,并不属于文体论。有人称骈文为“美文”、“贵族文学”、“庙堂文学”,那是对其性质的评估,而非科学的定义。

骈文在梁陈时叫做“今文”,唐宋时叫做“时文”,皆相对于古文而言,意思是时下流行的文体。有的古人称之为“六朝文”,未免以偏盖全,无视当时还有非骈体文存在。

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这句话包括三点:一、以对偶句为主,这是骈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为骈文;二、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三、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2〕。 “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为骈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人亦将其所作骈文列为专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专论骈文的著作如王?《四六话》、谢?《四六谈麈》、杨?道《云庄四六余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六朝前期,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骈文以四六为正宗,宋骈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骈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骈文别集而无总集。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3〕,多为公私应酬文字。以王志坚《四六法海》较有学术价值,该书起魏晋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汇编之意,但并不限于四六对偶之文。清代骈文总集有:李兆洛《骈体文钞》(起李斯止隋陈,编者主骈散合一,故所选并不都是骈体)、许?《六朝文?》(专收南北朝短篇骈文)、王先谦《骈文类纂》(起屈原止清末,历代皆选,是目前收文最系统的选本)。此外有:陈均《唐骈体文钞》、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轲《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骈文专著,如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四六丛话》、李渔《四六初徵》、陈云程《四六清丽集》等。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骈文。

有人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盛于魏晋,绵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它对骈文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西晋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是当时文人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若比之现代文体,颇接近散文诗。至于真正代表骈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二、骈文的界定

清代骈文号称中兴。骈文家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骈文自古有之,一些骈文选本把入选范围搞得很宽,以壮大骈文声势。有的现代学者承袭清人,竟主张,“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篱者,皆不得不归之骈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骈文当包括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骈非骈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4 〕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必须加以厘清。

1、骈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骈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骈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为句子不等于文章。

某些清代学者(如阮元)从《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为那即是骈文了。他们是混淆了文体与句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当代研究者有时也没有区别清楚。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相当一批以散句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范仲俺《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李纲《议国是》,岳飞《五岳祠盟记》,皆当成骈文。这些作品,不但当代选家视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种骈文选本亦未见收录。于先生也许是看中里面有少量对偶句子。倘若有对偶即为骈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骈文了。

应该指出,骈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对偶句的多少,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骈文通义》)台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这些见解相当精辟。张氏又说:“散文得之于阳刚之美,即今世所谓壮美者也;而骈文得之于阴柔之美,即今世所谓优美者也。”“散文家认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盖以文章为经世致用之工具也。……骈文家之见解则以文章本身之美即为文章之价值,故其态度是淡泊的,超然的,盖以文章为抒写性灵之工具也。 ”〔5〕如此概括恐未必尽然。骈文中并不乏阳刚柔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骈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贽,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2、骈文与辞赋

研究者大致有三种意见:一、骈文包括辞赋,二、不包括,三、包括骈赋而不包括其他赋体文学。

我认为,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于骈文,骈文亦不被视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骈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辞赋以排比为主,也不乏对偶句;骈文以对偶句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书阁《骈文史论》认为“汉赋尚未成为骈体,只是骈之初始而已。”这是对的。但又主张律赋应归骈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散体赋(即文赋)的代表作《秋声赋》、《赤壁赋》等当作骈文,未免过宽。不但当代各家骈文选本没有先例,古代骈文选本亦罕见。

骈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骈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为骈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如果说序是骈文,赋也是骈文,无视二者的界限,无论解释古代作品或是面对今天的读者恐怕都讲不清楚。

清代及台湾有些骈文选本往往兼收骈赋,那属于“从宽处理”。如同清代古文选本以散文为主也往往收少量骈文及散体赋一样。这表明古今选家文体概念有时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拘泥,并不能证明骈文、散文和赋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张“从严处理”,骈文亦可不收赋,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陈均《唐骈体文钞》等是。此文章作者不详,但论述较为细致。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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