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顾久(贵州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

何光渝(贵州省文联原副主席、文化学者)

杜国景(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庞思纯(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梁茂林(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林建曾(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主持人本报记者王小梅

抗战文化对贵州产生巨大影响

贵州作为大后方,为中国教育保存了实力,内迁高校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贵州地方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主持人: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从文化的视野来看,亦有文化大后方的重要贡献。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直收藏在贵州,当时还举办了展览,激励当时人们的爱国热情。国土之大,辗转迁徙的交通枢纽,贵州成了安放书桌的一份静土。请分享一下您所知的历史细节和故事?

顾久:身为抗战时的后方,贵州像一个相对安全的港湾,让中华的文化得以栖身。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不仅是今天北京故宫的,也不仅是台北故宫的,而是两馆的全部,得以在贵州安顺华严洞完美保存。

何光渝:“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把库存文物疏散到大后方,分南、中、北三路先后进行。走南路的,是曾送“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览的80箱精美文物,多是故宫藏品中的精华,在长沙失陷前迁至贵阳。

这批珍贵文物在安顺“安家”后,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尚严被任命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主任,主持南路80余箱文物的保管工作。2004年,在贵阳出生、安顺长大的庄尚严之子庄灵,从台湾回到安顺,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华严洞,追寻他家两代人“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的命运轨迹。

杜国景:贵州作为大后方,为中国教育保存了实力,内迁高校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贵州地方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迁入贵州学校,最著名是浙江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湘雅医学院、江西中正医学院、浙江之江工程大学、广西大学等。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一所华侨中学,为民国教育部所设,初在云南保山,后因滇缅战事而迁入贵州。

迁入贵州的这些学校中有不少是大学者。他们在艰苦的岁月中,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科研,都留下了不少佳话,出了不少成果。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受命组织修复。

庞思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3月9日,日军翼下的伪满洲国粉墨登场。面对日寇觊觎华北的野心,“北平政务会”鉴于“战争期间故宫文物损失难以幸免、国土沦丧尚可收复、故宫文物不可复得”之考量,国民政府决定文物南迁,暂时存入南京朝天宫新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淞沪会战的开打,南京的安危迫在眉睫。为了不使国宝沦于敌手,刚迁移到南京的故宫文物又准备流亡了。在这次故宫文物南迁西进的秘密行动中,故宫文物曾藏身于贵州的安顺华严洞和贵阳的地母宫,并一度在贵阳展览。

林建曾:关于抗战时期的贵州经济的繁荣发展情况,及其对当时抗战的贡献,人们都已经形成共识。其实,抗战时期贵州地方的文化,也曾有过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局面,并对当时的抗日战争和此后贵州的社会产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知名人士对贵州文化的再发现

抗战时期,外省文化人看贵州的角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贵州山地与边地文化因此有了再发现、再发掘、再解读的历史契机。

战时贵州文化的繁荣昌盛,表现在当时文学、艺术、学术等界的群星荟萃。

主持人:时值许多大学西迁之际,有很多著名教授在贵州做研究,比如费孝通,他从人类学社会学视野开始发现贵州文化。小人物身上有大故事。您所了解的抗战期间发现的贵州文化有什么?分享一下您发现的小人物大故事?

顾久:身为抗战时的后方,贵州容纳了众多学校、文人。外来不少文化学者到此地发现了贵州文化之美好。比如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县,发现了遵义的沙滩文化。浙大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史地所所长和张其昀等均到沙滩考察,对贵州沙滩文化大加赞赏。著名画家丰子恺也抒翰为沙滩文化造像,使贵州文化得以向外宣传。

众多学校、文人的来到,也使贵州获得了新的文化资源。比如已故的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在上海参与过抗日文化宣传,淞沪一役后回到家乡贵州。据说贵阳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由陈先生引进并主演；还听他说在贵州宣传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其余如文史馆的王尧礼,专门辑录抗战时客居或路经贵州著名文化人的随笔、速写和其他文化作品。再如特聘研究员朱伟华专门研究抗战时贵州的文学活动,她的《抗战时期西南后方文学活动与思想文化建设》,就是专门的研究成果。

何光渝:“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一些原本在省外的贵州籍作家(如蹇先艾、谢六逸等)纷纷返回家乡；省外一些报刊社和高等院校陆续迁入贵州。一批著名文化人先后旅居或滞留于贵阳等地。如作家茅盾、叶圣陶、巴金、闻一多、丰子恺、艾芜、萧乾、秦牧、廖沫沙、张恨水、端木蕻良、陈伯吹、李青崖、齐同(高滔),诗人方敬、方殷、周钢鸣、黄宁婴,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电影导演和演员蔡楚生、郑君里、杜国庠、胡蝶,新闻记者和出版家徐铸成、吴朗西、凤子,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叶浅予、吴夔,音乐家马思聪,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等,流云般先后往来达数百人。此期间,在贵阳先后出现的文艺性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多达70余种,为旅居贵州的作家及贵州本土作家、文学青年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园地,文学性社团也纷纷成立。

浙江大学等内迁院校的师生们,散布在贵州这个大后方各地,有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环境,才得以心无旁骛地教与学,学校才得以如凤凰涅槃般复苏、再生。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遗传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谈家桢曾说:“我们在湄潭教书时,教师们家家都是油灯照明,常常用红薯充饥。可是,我们心情舒畅。我的有价值的几项研究,就是在这时和那个‘唐家祠堂’土房子里完成的,这是我精力最充沛、情绪最佳、环境最好的时期。”浙江大学内迁到遵义、湄潭,日后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正如浙大校长竺可桢所说:“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

杜国景:抗战时期,外省文化人看贵州的角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贵州山地与边地文化因此有了再发现、再发掘、再解读的历史契机。最突出的是歌谣。西南联大的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中旬从湘西徒步出发,历时68天,行程3500余里,由东向西穿越贵州。而此次徒步旅行,成就了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的一次歌谣采风。他在每天的行程中,落在队伍的后边,不辞辛劳去记录别人的咏唱。咏唱者全部是地道的乡民,有些还是路上的挑夫。

庞思纯:抗战期间,为保卫文化血脉,国民政府将大批著名高校西迁到西南大后方。在这次文化西迁中,贵州接纳了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工程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一些军事院校,并为教师们提供了教学研究的环境和学生学习之所。从对抗战的贡献来说,贵州为国家积蓄了有生力量,为民族保存了复兴的火种。

大夏大学在筑5年,校长王伯群(贵州籍)以“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养革命与民主精神”为职志,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有关资料所载:新中国成立后,贵阳中小学校长和老师,大多是大夏大学毕业生。

1940年11月,浙江大学西迁到遵义及湄潭,开始了6年的艰苦办学。在此期间,浙大师生磨砺心志,奋发图强,创造了多项科学成果,分别发表在英国《自然》周刊和美国《物理评论》上,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为其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

林建曾:战时贵州文化的繁荣昌盛,表现在当时文学、艺术、学术等界的群星荟萃。文化名人在黔期间,有不少人不曾中断其旨在服务于抗战的文化活动,如马思聪曾应聘出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茅盾、叶圣陶、田汉、闻一多、叶浅予、黄尧、马得等曾留下有关贵州的诗文图画；巴金在筑期间不仅留下与萧珊在花溪完婚的佳话,还写成《憩园》《第四病室》两篇作品；丰子恺随浙江大学迁居遵义,除在浙大上课外,著有《绘画改良论》等。

抗战期间,贵州先后举办徐悲鸿画展、关良画展、黄尧漫画展、赵子昂画展、丰子恺画展、尹瘦石画展等。为推动贵州地方戏剧的发展,田汉、熊佛西曾先后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和遵义师专举办“戏剧讲座”、“戏剧知识讲座”。田汉还在贵阳、都匀排演他改编的新剧《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和《武松与潘金莲》等。

发掘思想文化资源激励抗战

通过这一时期不断现代化的文化活动,使得贵州民众的国家民族观念、家国情怀得到极大的普及和提升,这不仅是当时贵州能发挥其大后方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而且是此后贵州经济社会能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前行的重要条件。

主持人:贵州山地原生的坚韧与刚强深入骨髓,各种思潮和流派来到贵州后,省内外文化人发掘贵州思想文化资源来激励国人抗战和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何光渝:在我看来,抗战期间贵州最实在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是国人用现代民族学理论方法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之滥觞。大夏大学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要务,核心任务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该校组织的“西南边区考察团”,“不惜心力与时间,风餐露宿,博采周咨,阅时四年”,分赴各地调查,足迹遍及今贵州的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因此而成为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中心,此外还有岑家梧、李方桂、芮逸夫等学者。其标志性成果,是由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论文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年8月作为“苗夷研究丛刊”之一种,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该书中的“苗夷”,特指贵州的少数民族,“苗”主要是指今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夷”则是指今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布依族、侗族、水族等)。文集中收集了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杨汉先、张少微等著名学者从1938年到1942年间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的论文,涵盖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理分布、语言和习惯法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他们还征集到贵州少数民族各类文物二千余件,于1941年在大夏大学建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并举办了三次展览,开创了中国早期民族博物馆事业。

杜国景:抗战时贵州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外来的文化人风餐露宿,鞍马劳顿,当然是吃了不少苦头。与灾难中的民族国家比较起来,个人辛劳自然算不得什么。他们从贵州的自然条件中,看到了绝地反击最好的地理屏障:有山可据,有险可守,还有那种同仇敌忾的精神氛围。一时间,贵州题材的随笔、杂感、游记遂多了起来,陆续见于老资格的《旅行杂志》及其他各种报刊。200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搜罗这些文章,编辑出版了《浪迹滇黔桂》《征程与归程》两书。后来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过《漂泊西南天地间》。这几本书有关贵州的记叙文字完全摒弃了对贵州的一些旧时印象,变得比较平实、客观和冷静,并无先入为主的偏见或好恶。有些文章对于贵州文化的思考非常深入。

在14年抗战中,贵州不仅在物资上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战,而且为前线输送了70万兵员。这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000万的边远小省来说,参战人数比例是相当高的。中国民族精神遍布贵州大山深处。

林建曾:抗战时期,贵州空前繁荣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街头宣传,标语口号,无一不紧扣抗战、爱国这一时代的主题。而通过这一时期不断现代化的文化活动,使得贵州民众的国家民族观念、家国情怀极大提升和普及,这不仅是当时贵州能发挥其大后方的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而且是此后贵州的经济社会能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前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还应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化,是多种文化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交流、乃至碰撞的结果,其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丰富性。

战时贵州成为大后方的一部分、沿海和内地难民,包括文化名人的进入贵州,众多学校的迁入、贵州地方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交通邮电事业的改善、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范围的扩大,均是战时贵州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

抗战期间的西迁学校,是当时贵州各种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系统,这些学校里不仅有当时中国各个学科顶尖的的专家、学者,仅据浙大、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交大唐山工学院4个院校统计,迁来的教授167人,副教授54人,讲师187人,助教113人,共计521人,他们中有浙大校长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内科专家张孝骞、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苏步青和陈建功,以及王淦昌、卢嘉锡、贝时璋、李宗恩、罗登义、吴泽霖、钱穆、翦伯赞、周谷城、梅光迪、贺麟、杨宪益、戴乃迭、萧文灿、张永生等学者。还有为数众多、思想活跃、敢于创新,能密切联系大众的青年学子。

也是在抗战期间,贵州印刷事业得到发展,并带动贵州书报、刊物的出版空前繁荣,从而为文化交流、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此外,贵州还出现各种各样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如各地各种名目的诗社、文会、协会以及筑光音乐会、沙驼戏剧社、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等等。这一段贵州文化发展变化的历程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