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达天衢”牌坊是古城德州的标志性建筑，既是德州古城在中国政区中所处交通优势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城德州的著名景观，当然也是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记载“九达天衢”牌坊的古籍为光绪年间马翥等人编写的《德州乡土志》和1935年成书的民国《德县志》，从两书成书时间看，马翥《德州乡土志》应是最早记载“刘九达天衢”牌坊的古籍。值得注意的是，两书记载“刘九达天衢”牌坊的信息过于笼统，以致于近年来大家对它建立的时间、地点、额眉文字书写者以及消失的时间、原因等都是众说纷纭。现将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一、“九达天衢”坊的初建时间

关于“九达天衢”坊的初建时间有4种说法。一是明代说。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地区史志办编纂的《德州风物志》说：“不知在明朝哪个年代，在德州大西门迆北的官道上修建了一座骑道牌坊名为‘九达天衢’坊”。据对德州旧城研究有较深造诣的原德州国棉厂退休职工马慧彬先生讲：“（牌坊）扒下来的那些物件不管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都是明代的无疑”。据称，他本人是文史研究工作者中唯一一位见证过九达天衢牌坊物料的人。二是明永乐说。1992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德州史话》一书说：“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疏浚了大运河以利南粮北运，并于德州城西北设置‘递运所’以备陆运。此时，德州已有‘神京门户’之称，‘九达天衢’的骑道牌坊也矗立在大西门外的官道上”。三是明嘉靖说。老一辈文史工作者孙寿昌“德州九达天衢牌坊及传说”一文和2006年聂兴一、田贵宝主编的《古邑史踪》一书，持此观点。德城区文联名誉主席纪慎言在《齐鲁晚报》发表的“德州九达天衢牌坊旧事”一文中也讲：“大约自明代嘉靖年间起，就有了这座雄伟壮丽、气势恢宏的九达天衢牌坊。”四是清雍正以后说。民间文史爱好者徐剑明认为“九达天衢”坊修建于清雍正以后。五是清嘉道说。旧志整理专家潘友林根据乾隆《德州志》及之前德州旧志均无“九达天衢”坊的记载，猜测“刘九达天衢”坊应是清嘉道年间所建。六是光绪《德州乡土志》记载为明代尹纶所修。尹纶是州人御史尹禧之子，因孝行显著，天顺年间受到朝廷旌表，崇祀乡贤祠。与“九达天衢”坊同为尹纶修建的东关“孝子”坊，时间是天顺年间，即1457～1464年，可以猜测“九达天衢”坊也应是天顺年间所建，要早于嘉靖（1522～1566）年间六七十年以上。因为官绅校定本《德州乡土志》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是朱启钤刚刚完成九达天衢坊的修葺后成书的，估计是重修时人们看到或发现了什么东西，才断言是尹纶创修。目前来看，此说是唯一明确见于旧志的记载，准确性最高。

二、“九达天衢”坊的地点

关于“九达天衢”坊的地点争论，主要集中于此坊是建在桥上还是建在路上。一是桥上说。徐剑明认为牌坊是立在一座“刘九达天衢桥”上的。二是路上说。德州市政协所聘文史专员田国良先生则根据民国《德县志》的记载认定“九达天衢”牌坊立于大西门与小西门之间的大路上。纪慎言在“德州九达天衢牌坊旧事”中称：“（牌坊）就坐落在旧时德州城“聚秀门”（俗称“大西门”）外古驿道（今米市街）上”。马慧彬先生讲：“九达天衢坊位于广宁桥（又称九达天衢桥）南3米处，所以不少人就说是位于桥上的”。根据光绪《德州乡土志·州之桥梁》记载，九达天衢桥与广安桥（又称广宁桥）不是一座桥，“九达天衢桥”在回龙坝西，而广安桥则在小西门外。事实上，九达天衢坊应是位于“刘九达天衢桥”南3米处。

三、“九达天衢”4字为谁所题

九达天衢坊是因其额眉上有“九达天衢”4字而得名。这4个字为谁所题也

是颇有争议的内容。一是严嵩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认为牌坊建于明嘉靖年间，说当时权相严嵩路过德州，恰逢牌坊落成，地方官员为了巴结高官而请严嵩挥毫泼墨。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叙述此问题是都是含含混混，用“相传”、“据说”等词汇。二是朱启钤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11月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九达天衢’坊进行过一次重修，由光绪年间举人建筑学者朱启钤主持修建并书写匾额。三是董其昌说。这一说法多在民间流传，未从文献中发现。现在来看，严嵩、朱启钤书写匾额的传说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严嵩当政时期，德州的九达天衢坊已经修建了七八十年，有可能遭到了损坏不得不进行重修。只要进行重修，严嵩作为江西分宜人、并经常往来于德州御路的内阁首辅和书法大家，为德州牌坊题字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启钤书写九达天衢坊匾额，因有志书记载应说是毫无争议的，但嘉靖年间严嵩书曾写过九达天衢坊匾额也是不应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