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何兹全，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三十九岁，当时傅斯年先生九岁，其弟斯岩七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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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六岁到九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十岁到十三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十一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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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8日，祝先生走了。这些天总是想到祝先生，何兹全，从第一次在北大四教的课堂上听祝先生的课，到今年3月下旬最后一次见到祝先生，近三十年间一幕幕的影像不断浮现。

祝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要不是五四学术节时，祝先生对我的一篇小文章夸赞有加，让作为本科生的我在系里学生中“暴得大名”（张帆老师语），之后也不会顺利地走上学术道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祝先生已经不给本科生开课了，我上祝先生的课，有机会向祝先生请教，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先后听过祝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史学史”两门课。之后博士论文研究南北朝隋唐胥吏制度，对我思考这一问题启发最大的先行研究，就包括祝先生《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两篇文章，其他还有刘子健、张广达、王永兴三位先生的文章。读博士期间，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三位前辈学者中，周一良先生岁数最大，近距离接触周先生只有一次，就是与几位师兄弟一道跟随阎步克老师到燕东园周先生家中拜访。田余庆先生和祝先生有时候还会参加博士生的中期考试、开题、答辩等工作。田先生气场强大、不怒自威，同学们多少有些害怕。祝先生和蔼可亲，学生们在他面前也少了些拘谨。记得有一次，中期考试或是论文开题，老师同学们都已到场，祝先生看到大家有些紧张，便开玩笑说，今天田先生不参加，大家不必紧张。在场的老师同学都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了下来。下面这张照片，是2001年夏天杨英和我博士答辩后的合影。

何兹全简介

从卜辞和文献记载看，商人的生产活动有狩猎、有畜牧，有农业、手工业。商代的青铜制造比起前代来有长足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但商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时代越后，何兹全，农业的地位越重要。盘庚迁殷时，农业的地位已比较突出了。《商书·盘庚上》记盘庚训众人说：“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讲话的对象是待迁的全部大众，而只谈了农业生产，可见农业已是商人的主要生产部门了。

甲骨文中的田字，有如下一些形状：（按：这里原有四个不同形体的甲骨文“田”字，因无法显示，故略。）

从字形上看，可以看出商人的土地是分作均等的小方块或长方块来使用的。最可能的解释是：商人的社会已居于父家长制的后期，土地的使用已由氏族集体耕作的大田演化为把土地分为小块，平均分配给氏族公社成员各家去耕作。《孟子》上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滕文公上》）。无论孟子的话的确切性如何，他是有历史影子作根据的。井田不始于周，商是已有井田的。其实，我们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代史上也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土地使用由氏族成员集体耕作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氏族成员各家族分散耕种时，往往都是把土地平均划分成方块形式或长条形式的。豆腐干块式的井田形式，不只中国历史上有，何兹全，外国史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