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一个名叫尹嘉铨的退休官员，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朝廷给他的父亲赐谥。这个尹嘉铨原任大理寺卿（正三品），他的父亲曾任河南巡抚，而且官声、人品俱佳。

内阁学士相当于什么官（内阁学士是几品官）

乾隆对尹嘉铨印象一直不好，认为他借着请谥之由，以邀孝子之名，所以很恼火严词予以拒绝，而且还下旨申斥，说：“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议处，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轻饶！”

从尹嘉铨这个事件来看，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尹嘉铨为何要给父亲请谥？二是尹嘉铨的父亲是一个好官，为何乾隆不肯赐予谥号？

谥号，古称“易名之典”，是朝廷根据大臣生平业绩给予的一种称号，可以理解为盖棺定论。清代大臣去世后，朝廷有很多的褒奖措施，包括：赠衔给荫、立碑赐祭、史馆立传、入祀贤良祠、昭忠祠、配享太庙等等。

但对于大臣来说，最看重的还是赐谥，因为其他的褒奖都属于锦上添花，有最好没有影响也不大。唯独谥号不能没有，因为古代对谥号有这样的解释：“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就是说，谥号是评定一个大臣善恶的关键指标。

历朝历代大臣死后一般都有谥号，且赐谥有美谥、平谥、恶谥三类。但从清代开始，就取消了恶谥，从而变成了予谥与不予谥之别。所以这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予谥就是表彰认同，不予谥就是朝廷不认可。

清代对大臣赐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康熙时期规定：“京官惟阁臣、尚书、总宪得赐谥，侍郎以下不得与”。事实上，这个制度是被严格贯彻执行的，有清一代，二品以下文武大臣通常是不赐谥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文学或武功突出者，皇帝会降特旨赐谥。

同样是谥号，又分三六九等，清代又以“文”字为谥者最尊。按定例，大臣死后符合赐谥标准的，礼部就会奏清赐谥，并由内阁拟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钦定。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谥号最高者“文正”出自特旨，内阁不得拟。

对于哪些人可以以“文”为谥，也是有具体规定的：汉臣不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若官至大学士，则非翰林出身亦得谥“文”；满洲部院大臣，必历内阁学士，乃得充经筵讲官者，可得谥“文”。

这么看来，以“文”为谥者，必须是翰林出身，又或是非翰林出身而当过大学士者。这个条件是很高的，事实上，清代有很多翰林出身者以及大学士，他们死后未得谥“文”者。比如康熙朝大学士陈泰，武英殿大学士莫洛等，皆属此例。

大臣出身翰林，又或是担任大学士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死后所获得谥号，都不是以文开头的，但只要是朝廷赐谥，就是对大臣的认可，因此赐谥属于必需品，一旦少了谥号，就会让子孙后代蒙羞。

比如康熙朝昆山三徐中的老三徐元文，他是顺治朝的状元，官至大学士，他去世后康熙就没有按例赐祭葬，也没有给予谥号。这就是说明康熙帝对他生前枉法之事耿耿于怀，不愿意赐给他谥号。

所以，谥号对于一个大臣死后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荣誉，尹嘉铨给父亲请谥，或许像乾隆说得那样有邀孝子之名的成分，但归根结底，父亲作为二品大员，死后没有谥号，确实也是子孙后代的一个心病。

按说乾隆也不算是小气的皇帝，给一个有政绩、有官声的巡抚一个谥号也合情合理。事实上，清代还是有不少巡抚死后都获得过谥号的。不仅是巡抚这类高官，还有一些低级官员也获得过谥号。

比如，强克捷以知县赠知府，谥“忠烈”，李毓昌以知县谥“忠愍”，刘钦邻以知县谥“忠节”，还有嘉庆时期，滑县九品巡检刘斌赐谥“忠义”，等等。

乾隆之所以没有给尹嘉铨父亲赐谥，不是因为他级别不够也不是他不符合赐谥的标准，而是尹嘉铨违背了“予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的这一原则。

清代以前，大臣死后如果皇帝没有主动赐谥，那么原衙门长官以及家属都可以上奏请谥，不管皇帝准不准，请谥都是符合国家制度的。

可是清代是皇权最高度集中的一个王朝，“朕即国家”的体现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浓重。赐谥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恩赏，全凭皇帝个人喜好及意愿，大臣私自请谥则被视为蔑视皇权。

再者，尹嘉铨的父亲本来就是在乾隆朝去世的，当时乾隆就没有赐谥，如今尹嘉铨提出请求后，如果乾隆赐谥，则无疑是打了自己的脸，会给臣下一种识人不明的错觉。

乾隆不小气但是爱面子，加上他对尹嘉铨其人的印象又不好，所以下旨予以申斥。而且这个尹嘉铨经过这次教训后仍不知悔改，后来又上疏建议将范文程、张伯行、李光地等人入祀孔庙，结果被乾隆下旨抄家，交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