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16年（明朝永乐十四年），明成祖朱棣北征未归，汉王朱高煦在京城之中蠢蠢欲动，他连续做了十余起不法之事，包括私下招募精兵，公然在大街上击杀兵马指挥使等。太子朱高炽虽然有监国之权，但却屡遭朱高煦陷害。

当年十一月，朱棣回到南京后，立即召来几位朝中重臣询问朱高煦是否有不轨行径，朱棣先问吏部尚书蹇义，蹇义不敢回答。朱棣又问太子侍讲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

杨士奇的意思是说：我和蹇义奉命辅佐太子，是东宫的官员，外人怎么会对我们说汉王的不是呢？我只想说，陛下先后两次让汉王就藩，汉王都不肯前去。现在陛下马上要迁都，他又想留在南京。请陛下想想汉王到底要干什么？

三杨指的是哪三个（三杨内阁）

杨士奇说完这番话，旁边的黄淮、蹇义、杨荣、夏原吉等大臣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原以为杨士奇会把朱高煦的不法之事全部列出来一一汇报给朱棣，没想到杨士奇一件都没提，而是直接让朱棣去考察朱高煦的本心。

都说“杀人诛心”，杨士奇的一席话，便直接导致了朱高煦被贬。事后，朱棣剥夺了朱高煦的冠服，削去朱高煦的护卫，将朱高煦的亲信杀掉，朱高煦被强制赶到乐安州做他的汉王，无旨不得回京。

朱高煦离开京城后，一提到杨士奇就恨得牙痒痒。

杨士奇是有大智慧之人，他历经5朝，辅佐4帝，见证了明朝近50年的兴衰。本文，笔者将和大家分享明朝“三杨”之首的杨士奇，希望通过史料和分析，带大家认识一位为国为民的古代贤臣。

在明朝初年，江西文人荟萃，有“朝士半江西”之说，而本文的主人公杨士奇同样来自江西。

《明史·杨士奇传》记载：

杨士奇本名杨寓，号东里，字士奇，以字行。他本是江西吉安泰和县人，杨士奇在襁褓时期，生父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位叫罗性的男子，因此他小时候曾改姓罗。罗性曾任德安同知，对杨士奇视如己出。

明朝洪武三年，杨士奇6岁，和罗家族人一同祭祖，因族中儿童笑话他，他才知道自己原来不姓罗。于是，杨士奇私下用泥土做成杨氏先人的泥像，又从祠堂里拿来祭品，偷偷祭拜。他的行为被继父罗性发现，罗性不仅没有生气，还称赞他有志气，不忘本。在继父的帮助下，杨士奇重归族谱，恢复杨姓。在归宗的那天，杨士奇就暗暗发誓，不能辱没杨氏先人。

杨士奇十五岁那年，继父罗性因得罪权贵而被贬到陕西，随后病逝。为了避开罗氏族人的欺负，杨士奇带着母亲离开罗家。为了生计，杨士奇开始到乡村大户人家中做坐馆先生，后来他来到江夏，开了一间私塾，边教书边攻读，靠着学生的束修奉养母亲。

建文帝登基后，召集翰林文臣修撰《太祖实录》，在当时的翰林院编修王叔英的推荐下，杨士奇得以进入了翰林院当编纂官。

在明朝的“三杨”之中，杨荣和杨溥都是建文二年进士，唯独杨士奇并非进士出身，然而，杨士奇的才华却不输给杨荣和杨溥。

在杨士奇进入翰林院不久，吏部便对推荐而来的编纂官进行了一场考试，杨士奇考了第一名，得到了时任吏部尚书张紞的青睐。

从乡村教书先生，到翰林院编纂官，杨士奇完成了从“民”到“官”的蜕变。然而，初入仕途的杨士奇对政治并不敏感，正在他埋头编书的时候，朝局发生大变，燕王朱棣攻入南京。

朱棣登基时，杨士奇还是个微末小吏，论名气，也远不如解缙等人。然而，朱棣慧眼识人，在众多翰林官员中，朱棣挑中了杨士奇进入“内阁”。

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洪武年间，因“胡惟庸案”的爆发，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权力太大，容易颠覆皇权，于是废除了中书省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勤政，否则难以应付日常繁杂的政务。朱棣虽然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不想把时间都耗在管理和思考政务上，因此，他登基没多久，就在文渊阁成立了一个“秘书团”，由这些秘书担任朱棣的助手，帮朱棣处理政务，这就是明朝最初的内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内阁成员和明朝中后期的“阁老”有很大区别，因为他们大多品级不高，而且没有实权，例如，杨士奇、杨荣等人入“内阁”时，仍然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朱棣最早的内阁成员有7个人，按照最初的资历排序分别是：解缙、胡广、黄淮、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最早的这7人内阁中，江西人占了5个，包括杨士奇。

若干年后，当杨士奇成为大明朝的“三杨”之首时，他应该特别感激朱棣的眼光。因为朱棣让杨士奇进入内阁，标志着杨士奇从此进入明朝的“大脑”，此后，他的一系列为政思想才能落地生根。

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意思是，当你有了足够的积淀，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把握住。杨士奇本不幸运，他生而丧父，后来继父又去世，他带着母亲靠着坚强的意志终于走入仕途，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他抓住了，接下来，他将大放异彩。

杨士奇在内阁中逐渐接触到了帝国的核心，永乐二年，凭借出色的表现，杨士奇被朱棣提升为左中允（正六品），一年后再升左谕德（从五品）。此后几年，杨士奇几乎每年一个台阶。而他每晋升一级，几乎都会得到朱棣的褒奖和鼓励。

那么，杨士奇到底有什么能力，能让朱棣如此高看于他呢？

实际上，和解缙等人相比，杨士奇有三个非常明显的优点，第一是他“有灼见”；第二是“嘴巴紧”；第三是他“心肠好”。根据《明史·杨士奇传》记载：

意思是说，杨士奇在朱棣面前非常谨慎，朱棣每有疑惑，杨士奇都能直中要害。最重要的是，只要杨士奇一离开皇宫，他从来不谈公事，即使是亲人问他，他也不说。在和同事们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别人有小的过错，杨士奇不仅不揪着不放，还会帮忙说好话。

例如，当时，朱棣命徐奇担任广东布政司，主政一方，临行前，很多官员都赋诗相送，或送点小礼物。朱棣知道后，有些生气，杨士奇便开导朱棣说：“徐奇远赴南方烟瘴之地，群臣和他依依惜别，送点诗文或礼物，也无可厚非。我当时要不是因为生病未去给他送行，说不定我也会送他礼物。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小节去毁掉一群官员。”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杨士奇不仅心肠好，而且很有智慧。实际上，杨士奇本人并没有给徐奇送过礼，他也不屑于如此。但他并不希望朱棣怪罪其他同僚。

正是因为杨士奇有上述三大优点，他逐渐成了朱棣身边最不可或缺的几人之一。永乐六年，朱棣北巡，留太子朱高炽监国的同时，他让杨士奇和蹇义辅佐太子。

太子朱高炽喜欢诗词，杨士奇劝太子：“诗词是小技，可陶冶情操，但不能治国，殿下应当多学习前朝的诏令。”朱高炽于是听从了杨士奇的建议，待朱棣归来，考校太子学问，发现太子在治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惊叹不已，从此更加确信了让杨士奇辅佐太子的正确性。

永乐八年，朱棣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朱高炽再一次监国。朱棣走后，汉王朱高煦为了夺取太子之位，联合赵王朱高燧多次向朱棣诬陷太子，次年，朱棣班师回朝，召来杨士奇询问情况。杨士奇回答说：

杨士奇没有攻击汉王和赵王，他只是说太子仁厚，知错必改，是值得朱棣托付之人。朱棣听完杨士奇的话，哈哈大笑。

明成祖朱棣虽然在位22年，但他在南京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每逢朱棣北征、出巡等，都是太子朱高炽监国，而这一时期，也是朱高煦诋毁朱高炽的最佳时期。然而，朱高炽身边有杨士奇等人，这让朱高煦的计划每每破产。因此，朱高煦把矛头对准了杨士奇。

永乐十二年，朱棣第二次北征归来，太子朱高炽因处理政务迎驾来迟，朱高煦便拉拢一干武将弹劾杨士奇辅佐不力，朱棣不想治杨士奇之罪，不料朱高煦纠集人员先后十余次弹劾杨士奇，最终，杨士奇被锦衣卫下狱问罪。

在狱中，朱高煦遣人对杨士奇威逼利诱，杨士奇没有说半句太子的坏话。几天之后，朱棣下令释放杨士奇，仍由杨士奇辅佐太子。

永乐十四年，当朱高煦再次对付太子时，杨士奇以柔克刚，他仍不为太子辩解，只是借朱高煦两次都不愿意就藩的事实，让朱棣考察朱高煦的本心，这也就是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杨士奇的一番“诛心”的话，直接导致朱高煦远离京城，朱高煦因此对杨士奇恨之入骨。

有明一朝，明仁宗朱高炽算得上是一位仁厚的帝王，然而，在尔虞我诈的封建朝堂上，仁厚之人往往讨不到便宜。朱高炽身居太子之位长达20年，不但没有被朱高煦拉下马，还仍坚守自己的仁厚之心，这是极为难得的。这份“难得”的背后，杨士奇功不可没。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在他人生中的第四次北伐归途中病逝。张辅、杨荣、金幼孜等大臣一方面选择秘不发丧，另一方面派人急忙入京密报朱高炽和杨士奇。朱高炽一听，顿时就慌了，要亲自出京迎丧，被杨士奇阻拦。杨士奇建议朱高炽派儿子朱瞻基代替自己迎接朱棣灵柩，然后让朱高炽立即采取行动在京城周边布防，防止汉王朱高煦趁机作乱。在杨士奇的安排下，明朝的这场最高权力交接才顺利完成。

朱高炽登基后，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蹇义、夏原吉等太子旧臣得到了重用。杨士奇当时被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兼吏部侍郎。有一天朱高炽到内阁议事，遥遥看到杨士奇走来，朱高炽便对蹇义和夏原吉说：“你看，我们新上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他一来，必定有正直之言。”

这个情形，和当年唐太宗调侃魏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果然，杨士奇一见朱高炽，便直接说落朱高炽的不是：

意思是：陛下刚下令减免赋税，惜薪司（明朝的宦官机构）便传递你的旨意，说要再征80万斤枣，陛下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杨士奇言之凿凿，看似指责朱高炽，实际上言语之中都是两个字——爱民。

朱高炽没有办法，只得下令减免。

每个皇帝都会遇到溜须拍马之辈，朱高炽也不例外哦。朱高炽登基不久，便有人写贺表，称天下是太平盛世，都是天子之德。

朱高炽正在得意时，杨士奇就给她泼了一瓢冷水，杨士奇说：“靖难之役中所牵连的流民还未全部归乡，战争的创伤仍在恢复中，百姓在为温饱担忧，陛下不可一时自满，忘记了进取之心。”朱高炽听完，立即清醒过来。

《孟子》云：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杨士奇身居高位，能爱护百姓，能劝阻帝王，实乃是明朝之幸。

作为一个古代读书人，杨士奇对“忠孝”二字有着最深刻的理解。在古代，士大夫的父母去世，儿子需要守孝三年（二十七个月），帝王则需要以日代月，守孝27天。因此，到了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在朱棣去世27日后，礼部尚书郎吕震上奏请朱高炽穿吉服。次日，众臣上朝，朝堂上大家都穿上了吉服，只有三个人仍穿麻衣。这三个人分别是：朱高炽、张辅、杨士奇。

张辅乃是英国公，对朱棣忠心耿耿，杨士奇却和朱高炽保持了高度一致。事后，朱高炽对杨士奇说：“父亲的棺木仍然在停柩，我怎么穿着鲜亮的吉服呢？”杨士奇表示：忠孝的帝王，就该如此。

对于杨士奇的“不合群”朱高炽也会特意给予保护。《明史》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兵部尚书李庆和礼部尚书吕震曾建议朝廷在和平时期把战马分配到文官家中，由文官代为喂养，等来年向官员们收缴马驹即可。对此，杨士奇坚决反对，杨士奇认为，朝廷重视战马是正确的，但文官的主要任务是理政，兵部不应该把自己的责任强加在士大夫身上。当时，李庆、吕珍二人和杨士奇争论不休，明仁宗却驳回了杨士奇的意见。等下朝后，明仁宗特地叫来杨士奇，告诉他：

朱高炽的意思是说：吕震、李庆二人一直针对你，我怕你遭到孤立，被他们打击，因此才驳回了你的建议，之后我再找别的理由拒绝他们。

都说杨士奇耿直，朱高炽仁厚，在这件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位难得的仁君，然而，他却仅仅在位10个月便戛然而逝了。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病危，召杨士奇入宫书写遗诏，传位于太子朱瞻基。

一个月前，朱瞻基刚被派往南京巡查，朱高炽的突然离世，让朝廷陷入一阵混乱。杨士奇和张辅、杨荣等人急忙入宫找到张皇后（朱高炽之妻），以内阁和皇后的名义一方面加派人手保护北归的朱瞻基，另一方面严密监视汉王朱高煦的动向。不仅如此，杨士奇还建议让朱高炽的第五子朱瞻墡（朱瞻基同母弟）入宫监国，以备万一。

杨士奇等人如此安排，让心怀不轨的朱高煦未能顺利谋刺朱瞻基，朱瞻基顺利登基，是为明宣宗。

明宣宗登基之初，保留了明仁宗留下来的内阁班底。次年（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朱瞻基御驾亲征，得胜而归。

当时，意图谋反的并不止朱高煦一人，有证据表明，朱瞻基的三叔、赵王曾打算策应朱高煦。那些急于立功的武将们便劝朱瞻基征讨朱高燧，包括“三杨”之中的杨荣，也认为应该趁机清理门户。但杨士奇却说：

意思是说，朱棣有三个儿子，朱高炽去世后，朱瞻基只有两个叔叔。如今，二叔朱高煦已经被俘，罪不可赦。那些有疑罪的人（指朱高燧）应当加以提防，而不是动辄兵刀相见，那样不仅会祸及百姓，还会让后世诋毁朱瞻基容不下长辈。

杨士奇的观点可谓“另辟蹊径”，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大臣眼前一亮。朱瞻基也觉得杨士奇考虑得周到，于是罢兵回朝。杨士奇又建议朱瞻基赐朱高燧一道褒奖的玺书，以示施恩；并且把朱高燧和外臣勾结的书信一起送给朱高燧。杨士奇的这一招“恩威并济”，成功折服了朱高燧，朱高燧接到朱瞻基的玺书，跪地痛哭：“吾生矣！”从此再无反意。

杨士奇的一系列作为，不仅阻止了明朝的又一场叔侄内斗，更拯救了万千苍生。

《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中国自古就不缺位高权重的将相，然而，真正能做到“爱人”之心者并不多，杨士奇便是心怀天下，身系万民之臣。

宣宗时期，明朝水旱灾频发，杨士奇每每劝朱瞻基节省开支，减免百姓赋税。《明史·杨士奇传》云：

在杨士奇的持续劝谏下，明宣宗陆续免除了百姓所欠的薪鱼钱，减免了田赋、粮税，裁撤劳役等。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当时，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同在内阁，因这三人都姓杨，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三杨”。“三杨”之中，杨士奇居首，为“西杨”；杨荣次之，为“东杨”；杨溥为“南杨”。

三杨主政时期，明宣宗励精图治，大明朝的百姓得到休养、农桑迅速发展，贪腐被大面积政治，朝廷吏治清明，天下达到了“河清海晏”的程度。史书中将明宣宗和其父明仁宗时期天下繁荣的景象称为“仁宣之治”。

《明史》曾评价：

意思是说，若谈论明朝“贤相”，必然首推“三杨”。他们三人本就是当世大儒，又都是通达之人，他们同心戮力，相互协助，也就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能达到这个水平。

明朝宣德十年，38岁的朱瞻基驾崩，临终前，他召来杨士奇、杨荣、杨溥，命他们辅佐年仅9岁的太子朱祁镇。朱祁镇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明英宗。

英宗初年，太皇天后张氏主理内宫，“三杨”主管政务，大明朝延续了仁宣之治的盛景。正统三年，杨士奇晋升为少师，当时他已经73岁，有隐退之意。但朱祁镇尚未成年，太皇太后不允杨士奇致仕，杨士奇便拖住衰体继续为大明朝服务。

在历史上，所有幼年登基的帝王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特别想摆脱老臣的束缚，明英宗朱祁镇也不例外。

随着杨荣和太皇太后的去世，朝堂之中独留杨士奇和杨溥两位老臣，这时，朝堂局面变了。朱祁镇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王振等宦官的崛起，让杨士奇逐渐被架空。杨士奇看到朝堂之上宦官弄权，逐渐变得无力起来。

正统七年，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因杀人获罪，王振等人纠集大量佞臣攻击杨士奇，杨士奇羞愧难当，一病不起。虽然明英宗下旨不允许此案累及杨士奇，但杨士奇还是以老病为由，告老还乡。

五朝老臣，就此落幕。从此，庙堂之上，再无杨士奇。

两年后，正统九年（1444年）的三月清明，杨士奇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临终前，杨士奇给明英宗留了一份遗折，希望明英宗能继承祖、父遗志，亲贤臣，远小人。

然而，杨士奇的遗折没有在明朝引起一丝丝波澜。

明英宗追赠杨士奇为太师，谥号“文贞”。然后，到了明英宗“放飞自我”的时代。宦官王振更加肆无忌惮，朝堂上一片乌烟瘴气，明英宗也逐渐迷失了自我。五年后，在王振的忽悠下，不可一世的明英宗御驾亲征，兵败土木堡，大明王朝从此盛世不再。

杨士奇35岁踏入仕途，80岁去世，在50余年内，他历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5朝，先后辅佐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4帝。在这期间，他经历了靖难之役，见证了永乐盛世，也亲手缔造了仁宣之治，然而，他也看到了大明王朝的衰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这句话，总结了古代成功士大夫的三大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

杨士奇在内阁近50年，他宅心仁厚，心怀天下，身系万民，称得上是立德。

杨士奇辅佐四帝，为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作出卓越贡献，称得上立功。

杨士奇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的总裁官，为后人留下许多治国理政的心得，同时，在仁宣时代，杨士奇在文坛之中堪称泰斗。这也称得上是立言。

作为古代士大夫，杨士奇的一生是励志的，是圆满的，是无可挑剔的。他不是圣人，却是后世公仆的榜样。

最后，用杨士奇的一首《送皑上人住持建昌太平兴国寺》来结束本文：

禅心还似江心月，江自东流月自圆。

有人说，假如杨士奇能再活几年，明朝或许不会出现土木堡之变。笔者想说，历史是没有假如的，杨公操劳一生为大明，至于身后之事，又岂是他能左右的了的？对他来说，唯有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他的一片“禅心”如同江心的明月，任由江水东流，月儿自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