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通过对于君与臣的关系的论述，进一步表明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一个人出来当官，做君的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黄宗羲认为西方的几何学来源于）

这些论述对于传统的君臣观是一个根本的颠覆。传统的君臣观，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实际上是君的仆妾。君让一个人做官，是对他的恩典，他就应该是为君卖命，“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织芥之疾也。”（《原臣》）

总之，传统的为臣之道，认为只应该对君负责，而不须对天下人民负责，因为臣是从属于君的。

而在黄宗羲这里，君臣之间完全是平等的。臣也是君，是分身之君。臣不是君的仆妾，而是君的师友。这原因在于，君和臣都是为天下做事，为天下的人民做事。

他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如果我不为天下做事，君就根本管不着我，两者形同路人。他指出，如果说官职是分等级的，那么君也在这一等级之中，天子之位应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不是超越于所有等级之上。（《置相》）也就是说，君与百官并无质的区别。

从礼节来讲，黄宗羲指出，在古代，臣拜，君必答拜。两者关系是对等的。到了秦、汉以后，不再是这样。但丞相来见天子，天子如果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要站起来迎接他；如果坐在车上，还是要下车来迎接。后来连宰相也不设了，天子就不须对任何人表示礼貌和尊重。（《置相》）这样一来，至少在礼节上，就完全丧失了君臣平等相待之意，君王高高在上，群臣匍匐在地，越来越像是君的奴仆和侍妾。

基于君臣平等的原则，黄宗羲所设想的行政方式是：“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置相》）

由此看来，这一议事过程并非天子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天子和宰相共同商议决定，由天子作出批示；天子不能都批示的，由宰相作批示，然后交六部施行。奏章的进呈，批示后的交办，都要经过宰相。而且宰相下面有一整套工作班子：“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置相》）

有论者评论黄宗羲的设想说：“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董倩：黄宗羲思想评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第41-45页）

我认为黄宗羲所设想的宰相，有些类似于责任内阁制的行政首脑，是掌握实际权力的；而天子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元首的身份，相对于宰相来说，并非真正掌握实权。

黄宗羲之所以强调宰相在政务中的作用，而虚化天子的实际权力，是基于长期以来“天子传子”的现实。他说，古代天子不传子而传贤，他对待天子这个位置，就像对待宰相一样——宰相是传贤而不传子的。但“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置相》）

天子传子，不能保证都是贤的，而宰相传贤，可以有此保证。而国家政务的实权是掌握在宰相手中，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天子传子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有论者说：“黄宗羲很有些迷信宰相的作用，……宰相的地位再高、作用再大，他的从政经历也是从‘取士’开始的，除了天子，官场中的角色哪个不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宰相也不例外。另外‘取士’、‘用士’的工作虽然表面上是六部及宰相的行为，但宰相、六部不过是天子的师友和事务代理，而取用士人的真正主角还是天子。”（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85)以此说明宰相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政治权力。此论似不正确。

关于取士，黄宗羲说：“登第者听宰相鉴别，分置六部各衙门为吏，管领簿书。拔其尤者，仿古侍中之职在天子左右，三考满常调而后出官郡县。又拔其尤者为各部主事。”（《取士下》）

这恰恰说明，黄宗羲主张，用人的实际权力应该掌握在宰相手中，这并非只是表面上的工作；而天子并不能直接任用士人为官，所以并不能说他才掌握了取用士人的真正权力。

宰相、六部不仅仅是天子的师友，也是“分身之君”，即在行使政治权力方面与天子具有相同的地位。宰相本人从政也是从取士开始，而天子是靠血缘关系继承的，这并不能说宰相在政治地位上就一定比天子低下，反而是宰相的优势之所在，因为这样才可以保证宰相“传贤”，而天子之子则不能保证一定是贤的。

在论君臣关系时，黄宗羲还明确表示，臣与子不能并称。也就是说，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不能类比。父子关系由于血缘是不可改变的。而君臣关系“其名累变”，如果臣不以天下为事，他就是君的仆妾，如果以天下为事，他就是君的师友。（《原臣》）

有论者就此评论说：“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权制度的坚决反对者，但是他却不反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家族制度，原因是他认为‘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p.516)

我认为这一评论是对黄宗羲思想的误解。将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完全分开，认为两者毫不相干，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等级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君权制正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怎么能说黄宗羲反对前者而不反对后者呢？

至于他所说的“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过是说父子之间由于遗传而有一种天然的无法改变的联系，再加上后天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可以导致父子之间心灵的沟通。这是对亲情的如实描述，跟“宗法家族制度”有什么关系？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