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哪个朝代的（柳宗元是哪个朝代的人）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32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一场失败的革新运动被贬外放，“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作为一只为治世理想搏击的雄鹰，他再未能回到政治的天空翱翔，但其文坛雄狮的一面，也是在这时被彻底唤醒。柳宗元一生著述，近八成作于外放之后。

柳氏从北朝起，就是河东三大姓之一，柳宗元堂高伯祖柳奭在唐高宗朝官至宰相，后因历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柳氏地位落至庶民，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曾官至八品小官。柳宗元的前半生，基本上在长安度过。

柳母卢氏出身范阳士家，七岁读《诗经》《列女传》，通晓历史及诸子书。柳宗元得母启蒙，对古赋篇篇倒背如流。少时被公认为神童。16岁起便参加科举考试，虽说考了4次才中，但能在21岁中进士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25岁被录任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从此，他正式踏入仕途。

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朝庭积重难返，唐德宗想立中兴之业，但频出昏招。唐顺宗继位后想励精图治，但身体健康状况太差，朝堂上一批锐意蓬勃的年轻人已经按捺不住除旧立新的脚步，纷纷走上台前大刀阔斧地同保守派开展正面斗争，实行一系列革新。但仅仅146天后，顺宗被迫退位，改元永贞，唐宪宗即位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三天就宣布贬黜改革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多年后，王安石有言：“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但按年号著录从后习惯，仍将此次改革称为“永贞革新”。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才32岁。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柳宗元黯然离开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67岁的母亲卢氏，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等人。其妻杨氏在结婚三年后去世了，他的两个姐姐也在此期间陆续去世。在失去了两个女儿后，面对独子的坎坷，卢氏仍能对其说出“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这样的宽解之语，可见格局。

虽不算孑然一身，但也是闻者同悲。从长安经蓝田前往贬所，一行人经襄阳到江陵，换乘船行，渡过洞庭湖，行船于湘水之上。冬季江面上，寒风彻骨，满目凋敝。年底，柳宗元一行终于到达永州，这里距长安3500多里，位于今湖南和广西、广东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当时永州很荒僻，人烟稀少，疾病流行，虫蛇出没。柳宗元和家人选择借住在城内的龙兴寺，一住就是4年。到永州第二年，母亲的去世让他悲痛万分。母亲病故后，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当地得上了痞病，脾脏肿大，食欲不振，日渐消瘦，到后来记忆力减退，腿脚也不利落，幸得友人寄药，加上自己也开始研究医术，这才康复。朝廷的“八司马不在赦免之列”已成铁律，他不再抱有幻想，而是考虑用另一种方式安定下来。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柳宗元在城郊冉溪买了一块地，自建新居。他把与房屋有关的周围的一切都用“愚”命名。冉溪为愚溪，小丘为愚丘，泉水为愚泉，引泉水的沟渠为愚渠，截泉水而成的池塘称愚池，建愚塘，立愚亭，池中一小岛称愚岛，此为“八愚”，还特写有“八愚诗”刻在岩石上。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深入永州西山密林中，穿山越岭，完成了“永州八记”的后四记。次年，他又游历了永州东郊的黄溪，写下《游黄溪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八司马”中的5人被召回长安（其他3人中，2人已去世，1人早有调用）。刘禹锡回程途中，写了一首巜戏赠看花诸君子》，有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有心人士拿来做文章，揪住其无悔改之意不放，宪宗正好利用此由头，将5人全部出任远州刺史，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似升实降，愈发远离权力中心。刘禹锡被分到播州（今贵州遵义）作刺史，更是艰难险阻之地。面对刘禹锡此次的“坑队友”之举，柳宗元并无抱怨，反而是考虑到刘禹锡尚有80老母需要侍奉，主动提出要与其调换驻地。所幸裴度前去说情，以皇帝要侍奉太后的例子令宪宗推己及人，给刘禹锡换到了连州刺史的任上。

柳宗元到任后，废除了当地买卖奴婢的风俗，推广中原生产技术，普及文化教育，提倡医学，改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通过四年的整顿，柳州一派欣欣向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八日，46岁的柳宗元因病离世，而此时，敕召他回京的文书已在路上，流落15年，他终究没等到正式回到长安的那一天。

柳宗元在临终前给刘禹锡的寄信中，托付其两件事，一是将他安葬在长安万年县柳家先人墓地，一是请求其照顾自己的两儿两女。刘禹锡对此承诺，必“同于己子”。刘禹锡接到柳宗元的讣告，一时间不能接受，痛苦不已，数次因悲痛无法下笔，耗时许久才完成《祭柳员外文》。

韩愈收到柳宗元离世消息时，已经因谏佛骨表一事被贬至潮州，听之痛心疾首。韩愈奉柳宗元（一说刘禹锡）之托，写作《柳子厚墓志铭》，全面讲述了其生平事迹、品德才华，被称为“墓志中千秋绝唱”“昌黎墓志第一”。

柳宗元在职场上与韩愈几乎没有交集，二人在哲学、史论领域多有异见，对于作文，二人互相欣赏。永州十年，柳宗元写出一批高水平的、标志着一代思想高度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早在长安时期即已起草、此时定稿的《贞符》，以及《封建论》《非国语》等。柳宗元文章的精妙，大部分也存在于其“思辨”之功中。《封建论》是柳宗元著作中最长的论文，文章中心思想就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孰优敦劣。除了文学价值，这一名篇对于当时受藩镇割据的大唐王朝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封建论》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围绕封建制与郡县制展开激烈讨论。也许是受到启发，唐宪宗启动了削藩战争，他平定西川、伐成德、灭淮西、收淄青，其中最传奇的战役，就是闻名于世的风雪夜袭蔡州。

《六逆论》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了柳宗元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文章讲的是用人的问题，即主张吐故纳新，举贤用能。此论一出，必定躺枪无数，但此时在永州天高皇帝远的柳宗元，似乎胆识和文才都担得起这样的内容了。

柳宗元作文，重思辩、讲逻辑，特别是散文中的议论文，往往出奇制胜，击中要害。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远离朝堂，他依旧能以入世的心态要求自己，通过各种散文体裁铺陈出其“为生民而已”的心态。告诫地方官员应牢记自己的职责：做官即是做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子。

柳宗元的散文还特别讲究开头和结尾，能做到“忽然而来，戛然而止”。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捕蛇者说》。他以捕蛇者经历衬托赋税之毒，文笔犀利，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

柳宗元为官一生清贫，去世后的丧葬费都是靠人捐赠，才使得灵柩能够回归故里。纵览唐宋八大家，柳宗元的人生际遇似乎最为让人不忍卒读，但他无疑又是唐代在散文创作上用功最多、创获最大的一位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