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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宪历（时宪历是谁写的）

面对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汤若望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天主教渡过难关，重新在新王朝内得到传播和发展。

农民军逼近北京城，城里的传教士纷纷外逃，并劝汤若望离开这危险地带。但汤若望宁愿死守教堂，也不肯离开一步。农民军进城以后，并没有骚扰他们，有一次农民军将领把汤若望请去，以礼相待，对于教堂，也加以保护。

1644年6月，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因城中空房不足安插各旗兵弁，下令凡城内居民限三日内，一律迁居外城。

汤若望获悉这一消息，立即呈上奏文，以修历书籍及仪器无法搬迁为由要求留在城内。

汤若望递上奏折，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友好接待，要他暂回寓所，并获准安居天主堂内，不必搬到城外，还在门上贴着“各旗兵弁等，毋许阑入滋扰”的布告。

清军入京不久，钦天监官员奉命编制新的历本。多尔衮询问是用哪种历法推算的，钦天监官员答道：是依照旧的历法演算的。

遂传汤若望进见，汤若望将新法历本呈上，多尔衮下令新旧历本互勘对照，汤若望指出旧历本大谬七条，而钦天监官员找不出新法的错误，于是摄政王下令：

不久，汤又进呈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要求所有的历法都要依西洋新法推算。

但钦天监官员心中不服，对推行新历法加以阻挠。

刚好此年8月朔，日食，多尔衮命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监正戈承科等官员与汤若望进行实地测验，他们各带上自己的日食图表，登台凭验，结果汤若望的新法推算准确，“密合天行”；而旧法大统历差二刻，回回历差四刻。

因此，清政府决定采用新法，在历册表面，写上“依西洋新法”五字，赐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接着又将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

汤若望取得钦天监监正官位以后，为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天主教在北京的势力，又在宣武门内扩建一座大型的教堂。

这座教堂是按照当时欧洲所盛行的建筑风格修盖的，教堂呈十字形，长度80尺，宽45尺，堂内的大立柱将教堂的顶格分成三部分，中间顶格作圆阁状，高出屋顶。圆阁上描绘各种圣像，教堂正面门额上用拉丁字母简写耶稣名字IHS三个字，四周画有神像，用彩装饰。

这座大教堂之旁边，又建立一座小教堂，专供妇女会聚会时学习教义用的。

教堂建成后，引起很大的轰动，“使北京一切居民都惊奇不止，他们都成群结队，潮水似地涌了来，专为瞻仰这座教堂”。

汤若望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利用一切机会亲近顺治帝，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顺治帝想了解日食与月食之原理，流星或慧星等问题，汤若望经常进入皇宫给予讲解，甚至直接进入寝殿，在宫中乐队的伴奏中，与顺治帝促膝长谈。

有一次，新建大殿举行落成典礼，各王公大臣与汤若望俱入朝参与典礼，宴席结束时，顺治帝还赐他两把亲手绘画并盖上御印的扇子，使汤若望受宠若惊。

与此同时，顺治帝经常带几个近臣，直接到汤若望住所，一起吃饭、喝茶和聊天，仅1656年至1657年，顺治帝竟24次亲临汤若望的馆舍之中，作长时间的谈话。

汤若望与顺治帝的过分亲热，引起在朝大臣的不满，他们以皇上频至若望宅第，有亵至尊为理由，纷纷上书谏阻。

从此，顺治帝私访汤若望的次数虽然少了，但他们的私交仍然很好。顺治八年，给汤若望加封三次：一封“通议大夫”，再升为“太仆寺卿”，再封“太常寺卿”，使汤若望从五品升为正三品。

顺治十年，顺治帝又赐予“通微教师”的尊号，加俸一倍并领发谕旨，表彰汤若望修改历法的功劳。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帝又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两旁的14间房屋和70余亩土地拨给汤若望。汤若望在此地建圣母堂一座，并自立碑记。

汤若望在碑文中大肆吹捧顺治帝为当今“英主”，自称得遇皇上为“知遇”，并祈佑“致吾君于尧舜，绵国祚于无疆”，以进一步博取顺治帝的欢心。

过了3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帝再次赐御书堂额日“通微佳境”，悬挂在宣武门天主堂内，并御制天主堂碑文。

同年顺治帝又赐予正三品的通政使司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再次诰授汤若望为光禄大夫的封号，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衔，但汤若望已获得正一品的最高头衔了。

汤若望一方面尽量亲近顺治帝，以博取各种官衔，来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向顺治帝宣讲教义，企图将皇帝变成天主教徒，从而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更广阔的道路。

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他如何以宗教和道德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引导顺治帝来信仰天主教的。

有一天，顺治帝特召他游猎苑，他们在共进晚餐时，谈到星宿与行星非正常交会的吉凶，汤若望立即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在这份报告里他把这种非常的现象解释为上天对皇帝的谕诫与警告。

汤若望答道：“虽然自然规则是铁板不易的，但上帝仍能根据自己的全能全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安排这些规则，以便向人类，尤其是向人类的首领表示训诫。”

顺治帝接着问：“谁是这位上帝呢？”

汤若望说：“上帝就是天主教徒所称的天主。”

顺治帝继续问道：“为什么我应比其他帝王们更加敬畏星宿的警戒呢？”

汤若望回答说：“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所以天主也特别关心你。”

顺治帝说：“只要我改悔过错，就可以转移天灾天祸了吗？”

汤若望说：“是的，能做到这样，就无所惧怕了。”

顺治帝接着说：“请教导我吧，我怎样才能解脱我的过失呢？”

汤若望看时机已经成熟，便乘机向顺治帝劝说：

“皇帝无须去奉祀那一大批假鬼假神，应当专一信奉上天之真主，应当至诚至爱那位真主。”

接着汤若望又把天主教的十诫向顺治帝作详细的解说，当讲到帝王的义务责任时，顺治帝倾耳细听，并不时插话打断汤若望的解说。

顺治帝又问道：“我还不是一个教徒，天主教的十诫是否我也应该遵守？”

汤若望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

顺治帝又问：“我从哪里得到奉行这种诫律的力量呢？”

汤若望回答说：“只要天主恩宠，我们就没有难做的事情了，可是这恩宠是我们得向天主祷求的。”

皇帝说：“我也是这样想，我觉得我能履行这些诫条。”

接着，顺治帝又把话题转到明朝末代皇帝身上，他问道：“崇祯帝的性格如何？为什么他会丧失他的国家呢？”

汤若望回答说：“这位皇帝的知识和道德和对于百姓的爱护都是很优异的，但是，他却因过度的自信和固执己见，而作了不少的错事，因此文武官员都不肯为他尽忠效力，竞至丧身失国。虽然他也是以天主的诫律为然，如果有人把这个道理向他宣讲，他也肯定会嘉纳拜受的。”

听了汤若望的讲解，顺治帝沉思良久，他表示一定要好好考虑汤若望的说教。

皇帝问：“在欧洲各国，官吏中是否也有人信教？”

汤若望说：“有不少的信徒，但是那些非官吏的教徒数目更多，也更热心奉教。”

接着，他又向顺治帝讲解十诫，当讲到第六诫勿行淫邪时，顺治帝问道：“为什么教中禁止男子多娶妻妾？”

汤若望答道：“这是天主的真意，可以使儿童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还可以使家庭内和睦。”

顺治帝又问：“这条诫律对帝王也有效吗？”汤若望说：“比其他一般民众更有效力。”

顺治帝继续询问关于教徒殡葬的仪式、婚姻制度、童贞的德性，以及旱灾流行的祷告祈雨的情形。

对这些问题，汤若望都一一作了回答。

有一个夜晚，当汤若望开始讲天主教的教义时，顺治帝要一位书吏作记录，汤若望说不必记录，因为他和其他传教士都有这方面的著作，于是，顺治帝连夜派人从教堂取来有关天主教的著作，彻夜读了这些书籍。

第二天，汤若望根据一本描述耶稣生活的书和所附的圣迹图向顺治帝解释教徒的信仰，讲解天主教的教义。顺治帝肃静倾听的态度使汤若望大为感动。

他说：

尽管汤若望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劝化顺治帝信仰天主教，“凡属我可以利用的，我俱利用了”，顺治帝也确实表示过信仰的意向。但是，终因他不愿意遵守教会的一切诫条，而没有成为天主教徒。

虽然，汤若望未能劝化顺治帝信仰天主教，但在顺治帝的庇护之下，天主教不仅在新王朝站稳了脚跟，而且得到迅猛的发展。

如北京教区，1651年汤若望给予洗礼的人数在教会的年报中为119人；两年后，在北京受洗入教的人数为500名，如果把郊区也算在内，入教的人数在千人以上。

到1658年受洗归化的成年人总数为5000名，至于汤若望传教区内男女老少天主教徒之数目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了。

据1663年教会名册所记，汤若望北京传教区的教徒数目约1.3万人，北京以外传教区之教徒还未计算在内，仅河间府教徒之数目竞达2千人。

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加，北京城内成立了各种教会组织，男女教徒分别成立了救灵会、慈善救助会和教友丧事会。这三种会每月聚会五次，男教徒在大教堂集会，女教徒在与大教堂毗连的玛利亚小教堂集会。

每年自复活节前一星期到复活节期间举行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教堂内陈列耶稣受难始末的图像，在教堂大祭堂上耸立着耶稣的塑像。

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传教会之会所内还举行游行仪式汤若望的积极活动，不仅促进北京地区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保护了各地的传教士。

如山西绛州教堂被捣毁，传教士傅汎济被赶走，后经汤若望的交涉，清朝中央政府下令当地总督赔偿全部损失，并为教会购置一所更好的房屋。

汤若望利用他的威望保护了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士，还使从欧洲新来的传教士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准进入中国。他曾一次使14位教士同时获得进人中国的牌照，其中苏纳和白乃心到达北京，不仅有军队护送，而且沿途费用皆由官方供给。

顺治十七年，南怀仁奉召由陕西赴北京，途经3个省时，也受到热情招待，每到一地都被安置在接待官员的馆舍内。

汤若望既庇护耶稣会士，也帮助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

根据毕嘉的报告，汤若望为多明我会传教士：

由于汤若望的庇护和扶植，使各传教会都获得很可观的发展。

据南怀仁估计，每年入教的人数在万人以上，毕嘉认为在1651至1664年14年间，全中国领洗入教者之数目，至少有104980人。

教务视察员得·嘎玛所编造的1663年表册，估计中国传教各省区教徒的数目为11.4万人，这个数目还未包括中国南部各省。从传教的地区分布来看，至1661年，全国15个省区中，除云南、贵州之外，都有传教士在活动。

从上可以看出，顺治帝亲政年代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又一高峰。

这时，传教士已经得到较大的传教自由，各天主教徒也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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