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涉江》

三湘四水，人杰地灵，荆楚大地，群英际会。屈原怀一腔悲愤，行吟于沅湘，贾谊贬谪长沙寄慨而作《吊屈原赋》，陆游游历于山水人文中慨叹“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湘文化以其丰富的养分和独特的魅力孕育出了湖南人特有的个性和才能，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摇篮，青史留名的湖南人尤其是革命家、政治家可谓灿若星辰。如建国前五大书记有其三，开国十大元帅有其三，十员大将有其六，五十七员上将占十九，而抗美援朝五位司令员全部来自湖南...“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湘人血写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所有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无数的湖南人敢于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披肝沥胆，洒血捐躯，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决心和意志。

胡安国简历（胡安国中信集团）

周敦颐濂溪传道

周敦颐（湖南道县）头顶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的光环，是自北宋千年以来学界公认的理学鼻祖，史称“周子”，因他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故也称“濂溪先生”。

我们若只重提他脍炙人口、激浊扬清的作品《爱莲说》，背诵一段“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佳句，还是未免过于浅陋。不错，文学是他的爱好和专长，但理学研究才是他一生的真正成就。周敦颐的理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无论从其具体内容还是整体意义上看，周敦颐理学的横空出世不仅使儒学在日趋衰败时重新焕发生机，更使其在思想领域再上层楼。他提出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构成了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道学的发端，启迪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但因他生前官位不高，在学术上自然也是人微言轻，他死后，弟子程颢、程颐均扬名学界，他的学术理念才渐渐被世人认识和理解。

从周敦颐，到陈颢、陈颐兄弟，到杨时，到胡安国及其三个儿子胡寅、胡宏、胡宁和孙子胡大原，再到张栻、朱熹，前后一百多年的时间，经历了金兵战乱、社会动荡和王位更替，虽然他们中有的并不是湖南人，但他们始终秉承了理学这条文化纽带，最终由胡氏父子将由周敦颐发端的理学带回了湖南，机缘巧合地完成了周敦颐思想“出口转内销”的艰难历程。胡安国率家人及弟子在湖南先后建起了碧泉书院和文定书院，成了事实上的湖湘学派最早的奠基人。而后胡宏的弟子张栻振兴岳麓书院，使得“湖南一派，当时为盛”，也使许多求知若渴的学子“以不得卒于湖湘为恨”。就是在此背景下，闽学领军人物朱熹入湘，引出了学术界登峰造极的“朱张会讲”。这次会讲使闽学和湖湘学相互交流融合，彼此启迪诱发，形成南宋理学的整体繁荣与发展。

湖南狂狷名士王闿运曾作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虽然过于狂放，却比较恰当地表现了湖南人及湖湘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担当和学术影响。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王船山再振湖湘

王夫之（湖南衡阳）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一身傲骨，藐视权贵，反清失败后即隐遁著述。真是上天有眼，因王夫之反清复明失败，才使得中国理学界多了一位巨匠，也使得湖湘文化得以重新崛起。他与顾炎武、黄宗羲为同一时代的实学思想高峰，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与方法论，其思想著述与成就后发而先至，超越顾、黄二人，在晚清及民国大放光彩。

在王夫之的著述中，民族大义是衡量一切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就是这种万恶的制度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这在当时封建社会的铁镣枷锁与漫漫长夜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非得要有非凡的胆略、智慧和才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直接影响到后来湖南的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等人。

在“朱张会讲”到王船山之间的五百年，湖湘文化一直是消沉的，低落的。船山先生在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连文房用品都要靠朋友周济的困境下，能潜心研究，矢志著述，于暗夜中寻找一丝丝光明，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之大幸，人民之大幸。在先生生前，他的著作也是和周敦颐一样，并不为外人所赏识甚至不为外人所知。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为他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才使船山学说渐渐露出头角。而真正使船山学说思想广泛流行，则要归功于曾国藩，他以船山学说作为他的思想武器，在战火硝烟中为他刊印了《船山遗书》，并将他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做为经邦治国，用兵作战的法宝。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张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

谭嗣同在《论六艺绝句》评价王：“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王船山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先生虽在病中，但他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任何礼物。他写过两副对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这两幅精妙绝伦的对联既表现了王船山潜心学术的学者风骨，也表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民族气节。

陶子霖经世致用

陶澍（湖南安化）是道光重臣，官拜两江总督，是清代经世派的首创者和代表人物。

两江总督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排在整个中国封疆大臣的第二位，仅次于直隶总督。陶澍与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官居从一品，都曾任职两江总督。他的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对“湘军三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三人基本都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比林则徐只大六岁，都出生于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陶二十五岁中进士，林二十七岁中进士，二人又都官至两江总督，科场和官场都十分顺利。陶、林都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成员，若以鸦片战争为界分期，则陶澍是改革派前期的领袖，贺长龄、林则徐是改革派后期的领袖，他们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18世纪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魔爪开始向中国伸延,中国的民族生存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挑战。当时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感到了这种挑战的严峻性,思想界在思考着中国到底怎样应付来自遥远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挑战？嘉庆和道光年间经世派的崛起,就是此时清王朝内部深刻危机和外部严峻挑战激发的结果。陶澍的经世思想直接影响到经世派作家龚自珍率先突破正统樊篱，为近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崭新途径。魏源紧随其后，提出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经世主张。曾国藩后来将“经济”列入学术纲领，明确指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扩大了经世理论的适用范围,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理论纲领。

陶澍能诗善文，长于书画，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佳作，著有《陶文毅公全集》、《陶云汀先生奏疏》、《印心石屋文钞》、《印心石屋诗钞》等。他在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道光五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首倡海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取得的最重要、最典型的成果。

嘉庆帝评：“放尔南漕矣，尔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道光帝评：“端直宅心，勇敢任事，起家词苑，迁职言官”。

林则徐赠联：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张之洞评：“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

孟森评：“嘉道之时，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萧一山：“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固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

从清朝的两任皇帝、陶澍同僚及他的继任者对他的评价看，其为人做事做官，尤其是他的经世思想，对当时，对后世中国风云人物的崛起和湖湘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云：

岂止诗墙过目惊，为屏为翰两江荣。

更其喤引湖湘盛，经世还留三杰名。

魏远达放眼世界

魏源（湖南隆回）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向西方学习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主张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各种工业制造厂局。他同林则徐一样，主张“民心可用”、“义民可用”；主张思想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等。他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严厉批判。

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思想改良的先驱，是鸦片战争时期最具国际眼光的，第一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人物。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式的社会。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他的这种思想与他的前辈王船山的思想在本质上一脉相承，但又各有其时代背景和认识角度。王船山的反封建论、反君主思想是激烈的，超前的，但他那时并没对国外先进的东西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故他并不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魏源则不同，他也许缺少了一点点王船山那样的勇气，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封建论，只是表明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歆慕，但他的放眼看世界则使他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于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开始看到了光明的人。

魏源一生著作等身，《海国图志》是他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兼备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梁启超说：《海国图志》在今日诚为刍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夏剑钦认为：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转汉学，从幕友转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其地位、身分和利益的转换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而务实的爱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