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南美洲;美国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其次是智利和秘鲁;法国主要集中在巴西,其次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德资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外资进人最多的国家为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欧洲和美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对拉丁美洲的近代化既有消极作用,但也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从消极的方面讲,这些外资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乃至经济命脉,从而使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成为欧洲和美国经济上的附庸,并在政治上增加了欧洲和美国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的资本和筹码。但从客观上来说,这些外资又带动和促进了拉美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为这些国家以后的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近代的金融和银行体系也开始在许多拉美国家建立起来,其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10年墨西哥革命)
1845年,巴西建立了第一家银行,1862年,增加到12家。1862年,伦敦-拉普拉塔银行在布宜诺斯埃利斯开业。1864年,墨西哥南美-伦敦银行在墨西哥城开业。1857年,哥斯达黎加本国的一位企业家建立了哥斯达黎加第一家银行。60年代后期,西、葡、意、法、德等国也相继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开设了自己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建立为国际贸易和外资的进入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近代银行和金融体系在许多拉美国家的建立也是这些国家近代化的标志之一。一些拉美国家近代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增强。拉美的人口从1850年到1900年翻了一番,而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翻了一番多。而且,拉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向本国的一两个大城市集中,并使这些城市越来越大,乃至集中了全国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成为单一性的特大城市。
如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宜诺斯埃利斯的人口占据阿根廷的人口的10%以上;古巴的哈瓦那和圣地亚哥人口占据古巴全国人口的10%;智利圣地亚哥的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10%左右;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人口占墨西哥总人口的3.3%;利马的人口占秘鲁总人口的5%。这种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的现象在20世纪越演越烈,许多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一现象。
由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地广人稀,随着近代化建设的开展,它们对劳动力,特别是新型劳动力和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开始大量增加,因此,便采取了鼓励欧洲移民的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而劳动力特别缺乏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等。当时,在南美一些国家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治国即是(引进)移民”,由此可见对移民的重视程度。而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农业危机造成的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大量工人、手工业者及农业工人失去了工作,农民失去了土地,造成相对人口过剩,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及政治或民族压迫的加强,也使许多欧洲人想移往新大陆去寻找“新天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爱尔兰等国的人民来到了拉丁美洲。
其中,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吸收的移民最多。19世纪70年代-20世纪的30年代,是拉美引进移民的最高峰时期。其中,到巴西的达400万,到阿根廷的达600余万。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也加入了移民的队伍,但并不都是出于自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被当作“猪仔”(类似奴隶的苦力)贩卖到古巴、秘鲁、巴拿马、智利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在热带作物种植园、铁路、运河工地、鸟粪岛、硝石矿场等处从事极为艰苦和繁重的劳动,从而为这些拉美国家的建设和开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近代化是很不全面的,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是说,它们最发达的部门主要集中在一项或几项农业、畜牧业和矿产业产品上,而不是像欧洲和美国的近代化那样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它们的制造业相对说来普遍不甚发达。因此,这种单一产品式的经济近代化是不健全的,它大大加深了拉美各国经济对“中心国家”的依赖和附庸,扩大了本国各经济部门的不平衡。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在一些大国中开始有所转变,但在许多小国(如加勒比诸国、中美洲诸国等),至今仍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都是传统型的农业社会,其组成成分仍主要是庄园主、畜牧场主、农民、手工业者、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奴隶(在巴西等某些国家)。因此,工人阶级的出现和成长壮大是与拉美一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并进的,也是这些国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早期的工人阶级(雏形)是于19世纪30-40年代,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一些腌肉厂、卷烟厂、纺织厂或矿山等企业中出现的。但那时工人阶级的人数还非常少,还谈不上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工人已懂得组成自己的组织全用“印刷工人协会”(阿根廷)、“平等社”(智利)、“工人大同盟”(墨西哥)等,并懂得以罢工的形式进行斗争。
19世工人阶级的成长与壮大纪后期,随着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墨西哥、巴西等国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和欧洲移民的大量移入,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和较大的扩充,并正式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据统计,至19世纪末,拉丁美洲的工人人数已达80万。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逐步壮大,作为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拉美一些先进国家传播。
19世纪60年代,《共产党宣言》(欧洲版)就传入了智利、古巴、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等国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成立了拉美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如智利社会党、巴西社会主义中心、阿根廷社会党等;它们都出版了以宣传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机关报,如阿根廷的《前进报》、《先锋报》和《工人报》,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报》和《社会革命报》,智利的《人民之声报》、《锤子》和《无产者报》,巴西的《社会主义者》,乌拉圭的《劳动人民捍卫者》,等等。
到20世纪初,拉美主要国家都已建立了各种按行业划分的工会,有此国力量强大的跨行业的联合工会中心,如墨西哥的“世界工人之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工人联合会”等。然而,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的大发展和大壮大,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那一段时期。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个大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忙于战争而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而且因为战争的需要,欧洲国家对原料、粮食、肉类等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多,而欧洲运往拉美的制造品却因为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而大大减少,这就为拉丁美洲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而且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战争,本土更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这就给许多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和安定的环境。
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肉类加工业、皮革业、木材业、采矿业、制药业、石油业等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乌拉圭等拉美先进国家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民族工业的大发展,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大大壮大了起来,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例:在1915-1919年期间,巴西共建成约6000家新的工业企业工人阶级人数增加到近50万;阿根廷工人人数1920年达到35万(占阿总人口的3.5%)。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过来,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智利、墨西哥魏鲁等许多拉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纷纷发表声明或采取际行动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表示了自己的支持。
俄国十月革命使原来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拉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生分化和重组,一些国家中一部分激进的、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和团体脱离了原来的社会民主党或工会组织,另外成立了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或工人党)。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相当高涨,罢工和工潮风起云涌,武装暴动或武装斗争也时有发生。
譬如,阿根廷的工人在1918-1921年短短的3年中就发动了860次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700多万人次;1919年1月7日-15日,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的工人甚至发动武装起义,筑起了街垒和路障,占领了兵工厂,拿起武器直接与政府军进行战斗,并一度控制了整个城市。资产阶级政府从各地调来大批军警,使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方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在街垒战中,起义工人牺牲惨重,血流成河,把布宜诺斯埃利斯的一些街道都染成了红色。这次事件在阿根廷历史上被称为“悲惨的一周”,永远留在了阿根廷人民的记忆之中,同时也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一起著名事件。
墨西哥工人在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工人大队”,直接进行武装斗争,从而成为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不依靠的一支力量;他们后来又为贯彻和实现1917年墨西哥宪法的条款和保卫墨西哥革命的胜利果实继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巴西工人阶级的斗争引发了全国性的斗争高潮,1924年圣保罗和南里约格兰德州的圣安热洛城等地爆发反对地主阶级寡头和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被称为“希望的骑士”的传奇人物普列斯特斯(后成为巴西共产党领导人)的率领下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无敌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巴西腹地进军,转战巴西内地的14个州,历时达3年之久,最终虽然失败,但在巴西历史上留下了意义十分深远的影响。
1925年,智利拉科鲁尼亚硝石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罢工,要求改善非人的生活和劳动待遇,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3000工人死于镇压之中。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的斗争,除了上述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和大举动外,主要内容还是放在争取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等方面。1917-1925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古巴、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国的工人通过斗争都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195当代拉丁美洲政区图和一部对工人相对有利的劳动法,工人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此外,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包括了反对国际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内容。
各国工人代表1929年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了拉丁美洲国家进步工会代表大会,会议一致同意成立拉丁美洲大陆的第一个工会中心组织厂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同年,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萨尔瓦多、乌拉圭、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第一届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总结和交流各自的斗争经验,统一和明确共同的斗争目标,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通过了把反帝、民主和土地革命作为拉美各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共同基础的决议。拉丁美洲的经济相对当时一些亚洲和非洲落后国家*说,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仍属于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工业还远非发达,还远远不能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相比,因此,工人阶级在拉丁美洲各国,甚至在阿根廷、智利等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力量都不算强大,都称不上是最主要和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不但远远不能与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相比,甚至都不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拉美的工人阶级都没能成为运动的领导阶级。
相反,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却担当起了领导革命的重任,如:二战前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和1978年的尼加拉瓜革命,都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战后的玻利维亚民主革命、危地马拉民主革命、智利、委内瑞拉的民主改革、阿根廷的庇隆运动等,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1959年的古巴革命最初也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
这可以说是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大特色。同样,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古巴革命后的情况例外),一般也都比较弱小,少则几百、几千人,多则也只有几万人,始终都没有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政党,力量和影响始终都不能和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大党相比。因此,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始终没有成为一支能够左右政坛的力量。这大概是拉丁美洲政治的又一个特点。
改革家胡阿雷斯逝世后不久,政权就落到了波菲利奥·迪亚斯手中,从而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在政治上,迪亚斯实行的完全是专制、高压和野蛮的个人独裁,对于所有反对他的人,一律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墨西哥基本上消灭了内乱,保持了独立后最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
在经济上,他依靠一批受过欧洲或美国教育的“科学家派”,大量引进外资,在墨西哥搞西欧、北美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力发展工业、矿业、铁路、外贸等近代化产业,到其统治末期,墨西哥的经济和国力在拉美已名列前茅。但是,迪亚斯在其统治期间,顽固地维护大地产制度,并以各种名目和手段鼓励他的支持者大肆侵吞农民和印第安人公社的土地,造成兼并土地的狂潮。
结果,全国98%的农户失去了土地,无以为生;尤其是庄园里打工的雇农,更是遭受着沉重的债役制剥削,过着类似农奴般的生活。迪亚斯的这种土地政策和农村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使农民成为其政权最激烈、最坚决的反对者,后来又成为墨西哥革命中的一支主力军。在迪亚斯的近代化运动时期,虽然外国资本唱了主角,并控制了许多经济部门,但墨西哥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全阶级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棉毛纺织、造纸、卷烟等轻纺工业和一部分矿业中,民族资本更是占据主要地位。
有些庄园主和畜牧业主这一时期也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作物、或皮革、肉类加工等行业,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庄园主或畜牧业主。这样,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增长了起来,并成为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阶级要求独立发展国民经济,保护国家资源,摆脱外国资本的压迫、控制和竞争,打破大地产制对发展工业的束缚,对代表大地产主、外国资本家和反动教会利益、并把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迪亚斯政权有着强烈的不满,力争参与到政权中去,甚至想自己直接掌握政权。
这表明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从20世纪初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组成自己的政党,如马贡兄弟领导的“自由党”,马德罗领导的“贝尼托·胡阿雷斯俱乐部”等,直接向迪亚斯的独裁统治展开了斗争。后来,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参加了1910-1917年的革命,而且成为这次革命的领导者。
墨西哥革命的导火线是由1910年的大选引发的。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下,执政了30多年、已达80高龄的迪亚斯被迫宣布不再竞选下任总统。这一消息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各派力量都行动起来准备参加竞选。马德罗在“反对连选连任党”的支持下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提出了反对独裁、保护民族工业和建立宪政国家的政纲,从而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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