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对李世民来说，绝对是黑色的一年。

年初，魏征去世。大唐王朝最闪耀的一面镜子，像流星一样划破了时空，通过唐太宗的御口，给我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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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魏征去世后，太宗伤心不已，罢朝五日，亲自书写碑石立于其墓前，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同年2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绘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征位列其四。政务之余，太宗常常登上凌烟阁，凝望着魏征的画像，间或写诗悼念这位名臣。

（魏征，现已还原为魏徵，因形音义皆异，“征”不再作“徵”简化字用。此处，为方便读者辨识，暂沿用旧式写法）

沉思的太宗还没回过神来，又接到一则炸裂的消息，齐王李祐反了。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十二：祐因私署上柱国、开府等官，开库物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三月，丙辰，诏兵部尚书李世等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讨之。

叛乱很快平定，但带给李世民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审查齐王李祐谋反案时，七拐八拐，把一名叫纥干承基的人牵扯进去了。

纥干承基，名字比较拗口，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太子李承乾的贴身侍卫。纥干承基并不甘心俯首就戮，求生的欲望告诉他：戴罪立功！

什么样的功劳才能抵消谋反这样的弥天大罪？只能是揭发另一个谋反了！

他告诉李世民又一个惊天秘密：太子听说齐王在齐州谋反后，曾对我们说，东宫与大内只有二十步的距离，如果突然发难，就算皇帝神功无敌，也难逃玄武门之变的轮回！这岂是齐王所能比。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十三：太子闻齐王祐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

更要命的是，叛逆归叛逆，太子还是个行动派，他联络了许多大臣，成天密谋，抢班夺权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不敢相信的李世民马上派人彻查此事，发现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太宗呆立朝中，忧伤和愤怒交织于心。

历朝历代，谋反的下场只有一个，身首异处。但是轮到苦心培养的太子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他把难题抛给了群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

痛之切爱之深的太宗迂回地留住了儿子的性命，但对那些参与的臣子们，却是再也不能放过，彻查到底。

这一查，又一个重要人物浮出水面。侯君集，当朝大将，文武双全，官拜兵部、史部尚书，封陈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十七。

而且，他不仅是功臣，还是太宗的心腹。玄武门之变时，他还是李世民的主要助手。

《旧唐书·侯君集传》：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

这样的一名重臣，竟然也参与谋反，而且是很没有意义的太子谋反，难道就这么等不及吗？

李世民的心中，无比忧伤。大唐盛世的开朝功臣，就这样急于送我归位吗！

忧伤之余，伴随而来的是熊熊怒火。侯君集如此大逆不道，是否还有朋党？他是如何来到朕的身边？

这一联想，太宗又想起了魏征，侯君集，正是他举荐的。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十三：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

而魏征推荐的另一宰相之才杜正伦，也曾因太子之事被贬。

疾怒之下，太宗疑心顿起，他终于开始怀疑曾百般器重的明镜了。历朝历代，最为皇家所忌讳的一条，就是朋党之争。“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

魏征的直言敢谏，千古流传。而他的另外一重身份，如今已是鲜为人知，但在当朝，却是名满天下。

看看他作为谏臣前的功绩吧。

还是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魏征属于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但未得李密重用，“征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

后来李密败于王世充，降唐，魏征也随之来到长安。

李密虽然降唐，但还有些想法。瓦岗寨的余部还控制着包括山东在内的大半部关陇以东地区，这些地区事实上的领袖，是徐世勣，字懋功，也就是隋唐演义中闻名遐迩的徐茂公的原型。

徐世勣在李密降唐后的态度比较暧昧，明言自己所控制的地域属于李密，如果自作主张降唐则是背主邀功。

已经降唐的魏征这时还是没有得到重用，此时的他，一定想起了战国时期那位叫毛遂的志士。于是，自愿出马收复山东，随后一书劝降了徐世勣。

“自请安辑山东，……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征与世勣书曰：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世勣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

不过，名臣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久，降唐的魏征和徐世勣一起成为窦建德的俘虏。

窦建德者，夏王也，隋唐年间著名英雄人物，曾擒杀发动政变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一度成立夏国与唐王朝分庭抗礼。

名声在外的魏征被惜才的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俄而建德悉众南下，攻陷黎阳，获征，署为起居舍人”。

窦建德兵败后，余部欲立他的养子，继续兴兵对抗唐王朝。这时魏征又发挥作用了，他和窦建德的部将齐善行一起，劝说夏国余部归顺唐朝。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五：时建德馀众走至洺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一朝为擒，……今丧败如此，……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勿复残民也！

《隋书·裴矩传》：建德败于武牢。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征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征、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

坎坷的魏征再一次踏上唐王朝的征程，尽管功劳赫赫，但两度为臣的经历确实让他有些不受待见。幸好那时的太子李建成也是久闻其名，征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官员。“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

岗位比较平凡，但遮挡不住名臣的光芒。

不久，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举兵反叛。魏征再次脱颖而出，献计促成李建成出兵平定叛乱。

“‘……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

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

后世以谏臣闻名的魏征原来有着如此覆雨翻云的能量。

瓦岗军的出身，窦建德部的经历，还有太子建成亲信的身份，给魏征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无尽的变数。

然而，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些经历，最终演变成魏征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底蕴，就是山东豪杰的代表。

李唐王朝，是在三股士族力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还有一支是江南文士。

李氏家族就属关陇集团，这是由北魏鲜卑贵族组成的军事集团，包括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

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这里的山东，不仅仅是如今的山东省，还包括河北、河南、山西东部、安徽等崤山以东地区）。山东士族历史悠久，具有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由此蕴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进可控制朝政，退能控御乡土。

唐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家谢家，即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就是典型的山东士族代表。

山东豪杰则是在隋末混乱中迅速崛起的地方豪强，典型代表就是反唐的窦建德、刘黑闼集团和亲唐的瓦岗寨集团。

江南文士则是隋朝统一南方前就已经存在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唐朝政治制度和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继续在江南地区发挥影响。

这三支力量，对于唐朝的建立和早期国力的恢复壮大，起着很大的影响。

山东集团擅长战斗与耕种，有着严密的组织，历来是各方政治势力的拉拢对象，尤其在唐初，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自从宇文泰立关中为本位，到隋炀帝定都洛阳兴修运河，山东的地位与重要性便愈发凸显，关乎到了王朝的兴衰命运。

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与李世民为了争夺权力，在国内拉拢朋党明争暗斗，当时山东一带的势力，被李建成收拢不少，甚至在当地豢养死士培养忠于自己的势力。

李世民同样在山东开文学馆招贤纳士，还派部下张亮到山东招纳山东豪杰，欲以此削弱李建成的影响力。

最终，玄武门生变，李世民胜出。

猛将薛万彻等东宫旧属，带着大批将士出逃以图东山再起。

接着，早就与李建成“眉来眼去”的幽州都督李瑗，起兵对抗李世民。

然后，特别是李建成曾经的亲信李艺（原名罗艺）反叛，给李世民带来很大的震动。

李艺，大唐猛将，曾两败窦建德，后与李建成共讨刘黑闼，二人关系十分密切。

唐太宗即位后，大封功臣，拜李艺为天节将军，亦是燕郡王。但李艺仍然内心惶恐，贞观元年春，于泾州造反。

这些反叛尽管很快平息，但李世民意识到，处置原东宫、齐王府的从党，并非依靠杀戮就能解决问题。

还有身处山东的隋末各农民义军头领，这些势力如果再走到一起，势必加剧政局的动荡不安，甚至可能重演隋朝的历史。

于是，关键人物魏征，映入李世民的眼帘。无论是瓦岗寨起义，窦建德集团，还是东宫的上层集团，都离不开魏征的身影。

重用魏征，能够起到“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粉盒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

李世民交给魏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旧唐书），“宣慰山东，听以便宜行事”（资治通鉴）。

名臣魏征不辱使命，刚毅果断，一出手就稳定人心，深得李世民信任。

玄武门之变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党羽流散逃亡到民间。虽然朝廷连续颁布赦令，但他们仍然内心不安，因为不断地有人争着告发捕捉他们，以此邀功请赏。

于是朝廷继续下令：“六月四日以前与东宫和齐王有牵连的人、同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一概不允许相互告发，对违反规定的人以诬告治罪。”

再好的命令，没有执行还是一纸空文。于是，魏征出征。

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的魏征遇到了两辆去往长安的囚车，州县枷送东宫与齐王府的两名罪人，原来的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

魏征拦住了他们：“我奉命出使的时候，朝廷已下赦令，对原来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还在押送李思行等人，谁能不怀疑赦令！朝廷即使派遣了使者，又有谁会信他！

我不能因为顾虑自身遭受质疑，便不为国家考虑。我们出发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

于是，他将李志安等人一律释放……

得知此事的李世民异常欣喜，有魏征相助，山东集团、东宫集团，稳了。大唐王朝的盛世即将开启。

名臣魏征，也开启了他早期的经略山东生涯……

作为山东豪杰的代表，魏征经历了岁末动乱，对山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局面比较了解，与各种势力都有密切联系。他的书表，自然与山东集团关联较多。

他常向唐太宗进谏：“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

因为一旦唐朝对高丽开战，那么山东的徭役势必会增加，这绝对不是山东集团想要的。

魏征还坚决反对李世民泰山封禅，理由是“伊洛以东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但此事背后，不得不让人对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的博弈产生遐想。

于是，一方面出于对君王信任的回报，一方面出于为山东集团的代言，魏征走进了名扬天下的谏臣生涯。

明君贤臣，百世流芳的千古明镜，传为一时佳话。于唐太宗来说，成为一代贤相的魏征，虽说是意外收获，但的确为当朝皇帝所需。

也正是有着这些错综复杂的深厚背景，才让魏征得以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中，留下千古谏臣的美名。魏征的生存之道，绝不仅仅是依仗唐太宗的开明之举。

魏征既逝，太宗自是悲痛不已，“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而侯君集和杜正伦牵连太子反叛一事，虽说让李世民起了疑心，但多年的君臣感情，还不至于让他失态。

然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很快，又一则消息传来，彻底击溃了唐太宗逐渐生疑的内心。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十三：“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什么意思呢？有人说，魏征把自己的谏诤与奏折，编辑成册给史官褚遂良看。

这又是为何？原来，随着贞观之治渐入佳境，大唐王朝的政局越来越稳定，子嗣党争之事反而愈演愈盛，李世民对旧臣的疑心越来越重。

看似耿直的魏征，不知是出于自保，还是要把谏臣的警示作用发挥到底，临死前将这些年来给李世民提过的意见整理了一遍，郑重地交给史官褚遂良，以备参考。

千古谏臣，就这么悄悄地摆了皇帝一道。

而唐太宗，自“玄武门之变”起身，内心深处，深藏着对史书记载的恐慌。

这是一位十分在意自己名声的君主，曾多次亲自翻看起居注。作为帝王，如此在意历史的评价，在中国历朝历代，并不多见。

而古代的史官，也是独一档的存在，尊重事实，坚守初心，甚至敢与皇权相抗。

内心不安的唐太宗，不计较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知道魏征的小动作后，唐太宗终于愤怒了。你用我的宽容，成就你的美誉；还要把我的恶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回想往事，君王纳谏的美名，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定断国事，皇帝还要看大臣的“脸色”！长时间积聚起来的压制，转化为无可抑制的愤怒，汹涌而出。

盛怒之下，唐太宗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征儿子魏叔玉的婚事，然而余怒未消，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

“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玉，而踣所撰碑。”此时，距离魏征去世仅隔数月，皇恩宠弃，举手之间。

……

贞观十九年（645年），再也无人能阻的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唐军连破高句丽10城，迁7万人入中国，杀获大量高句丽军，斩首4万多级，还缴获大量马、牛、装备、物资。唐军自身损失战士接近2000人，战马损失8000匹。就表面的战果和战绩来说，唐军大胜。

不过，到了辽东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唐军久攻不下，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后来天气寒冷、粮运不济，唐太宗被迫撤军，没有达成亲征目的。

班师归来的路上，唐太宗陷入了沉思，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功名利禄，终将是身外之物，四年后，他也将离开这个舞台。尘归尘，土归土。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时的他，终于感觉到自己老了，怀念起跟随他南征北战、文攻武斗的凌烟阁功臣，尤其是他常以明镜赞誉的第四功臣魏征。

太宗终于醒悟，长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悔恨的太宗派人乘驿马昼夜兼程，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重新竖立被他下令毁坏的墓碑。并召来魏征家人，慰问赏赐的同时，也在安抚自己那颗自责的心。

往事悠悠，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龉龌，已悄隐在历史的尘埃中。君臣之间直言纳谏的佳话，伴随着明镜的传说，化为君臣之谊的典范和贞观之治的政治理想，成为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