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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苏秦张仪是同时的吗）

上一期谈到，《资治通鉴》讲完张仪之死，司马光跳上前台发表议论。这些议论，原本应该属于经典的“臣光曰”模式，但这回有点特殊，司马光并没有直接点评，而是援引孟子和扬雄这两位儒家前辈的发言，意思是说：前辈们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把我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孟子的发言属于经典当中的经典，给“大丈夫”下定义，讲出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把张仪和公孙衍这些呼风唤雨的成功人士拉低到小妾的档次。至于扬雄的发言，对我们而言就比较陌生了。#扬雄#

这倒不是因为扬雄没水平，而是因为在儒家形而上学的建构上，崇拜扬雄的司马光输给了讨厌扬雄的朱熹。

我们看《资治通鉴》写到扬雄之死，措辞是“扬雄卒”，然后回顾扬雄跌宕起伏的一生，照录了扬雄批判先秦诸子的话，却删掉了扬雄批判司马迁的话，这算是给扬雄和司马迁一起留了面子。

再看《通鉴纲目》写到扬雄之死，简直称得上刻薄，措辞是“莽大夫扬雄死”，首先指明扬雄的身份是反贼王莽手下的高级官员，然后直接用了“死”这个字，而不是高级委婉语“卒”。那么，扬雄和他的著作在后世会得到怎样的对待，也就不问可知了。

在苏秦、张仪的问题上，司马光援引扬雄的发言，出处是扬雄的名著《法言》，也叫《扬子法言》。

扬雄亲自交代过这部书的撰写原委，说先秦诸子各自散布异端邪说，很能蛊惑人心，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价值观也和圣人不同，所以每当有人向我提问的时候，我都会用“法”来回答，这些内容渐次编订成书，模仿《论语》，取名《法言》。

扬雄所谓的“法”，就是儒家所谓的“先王之法”，是从圣人流传下来的唯一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法言》顾名思义，就是“正确的话”。那毕竟是价值一元化的时代，正邪不两立，知识分子必须有道德担当，捍卫正确的价值观，扫清一切歪理邪说。

《法言》既然在体例上模仿《论语》，应该是一部口语化的问答录才对，但扬雄一来是一位辞赋名家，文学造诣太深，二来又很有象牙塔习气，不爱好好说话，所以问答虽然有问有答，但遣词造句很喜欢使用古奥风格的书面语，这就人为抬高了《法言》的阅读门槛，以至于《法言》问世之后，还没等到年深日久，没等到语言文字的用法发生改变，没等到版本残破，马上就有了做注释的必要了。

扬雄的得意弟子侯芭亲自出手给《法言》作注，这实在有点离谱。后来又陆续有人加入了注释队伍。到了北宋，司马光从小就大爱《法言》，下过很深的功夫，晚年汇集各家注释，自己也算一家，写成了《法言集注》，可见司马光对扬雄有多爱。

《法言》里边，有人这样请教扬雄：“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学口才，去搞合纵、连横，各自安定中国十余年，是这样吧？”

史实当然不是这样，只是古人误信《史记》而已，但在观念的意义上，这样一个问题，意味着人们对苏秦、张仪才干和成就的认可。这种认可该不该成立，这才是儒家应当谨慎面对的问题，所以扬雄的回答是：“他们都是骗子，圣人讨厌他们。”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提问者看来，苏秦、张仪就算动机上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效果上确实达成了世界和平，难道这也不可以吗？扬雄的意思是：这当然不可以，因为骗人这种事本身就不对，骗子这种人本身就不是好人，一个良善的社会不该以成败论英雄。

对方又问：“那么，读孔子的书，做苏秦、张仪的事，这样可以吗？”

扬雄回答说：“这就更不可以了，这就好比发出凤凰的叫声却生着老鹰的羽毛。”

对方又问：“如此说来，子贡也不应该搞外交了吗？”

子贡是孔子的高徒，曾经游说诸侯，深刻影响了国际秩序，保全了危难当中的鲁国。从行迹来看，子贡做的事情貌似和苏秦、张仪没什么不同。所以扬雄回答说：“子贡游说的目的是解决国际纷争，苏秦、张仪游说的目的只是追求个人富贵，两者在本质上并不是同一回事。”

又有人问：“苏秦、张仪的才干毕竟不能否认吧？他们都是开创性的人才，杀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扬雄回答说：“当初舜圣人不接纳牙尖嘴利的小人，难道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些人的才干吗？你所谓的才干，并不是我们儒家正统知识分子所谓的才干啊。”

以上内容，都是被《资治通鉴》引用的话，被我用白话转述之后，听上去语不惊人，但如果去看原文的话，要么是“凤鸣而蛰翰”，要么是“昔在任（rén）人，帝而难之”，即便是我，理解起来也很吃力。

也难怪苏轼这样的聪明人特别看不惯扬雄的风格，嘲讽他拿艰深的辞藻包装浅白的道理。而在司马光这种特别以愚钝自我标榜的知识分子看来，浅白才是真理应有的模样，说到底无非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一旦深刻了，需要多转几道脑筋才能明白的道理，那就一定不是真理。

至于辞藻问题，没办法，谁让人家扬雄是汉赋大师呢，赋体文章要写得好，必然离不开辞藻堆砌。

扬雄最后的那句论断，原话是“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并不否定苏秦、张仪的才干，而是把才干分出了阵营。什么事情一旦分出了阵营，也就从事实判断滑向了价值判断。因为价值观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站队问题，要么站在这边反对那边，要么站在那边反对这边，既有队友，又有敌人。

扬雄所认可的才干，也就是“吾徒之才”，当然就是传统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至于苏奉、张仪那种“非吾徒之才”，虽然也能建功立业，但坏树结不出好果子，等短暂的辉煌一过，他们自己也好，社会也好，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不是么，苏秦横死，死无全尸，张仪被秦武王赶走，晚景凄凉，社会在他们一场场的呼风唤雨之后不但没看见彩虹，反而只迎来了更加猛烈的风雨。这样一看，苏秦、张仪所谓的才，无非只是耍嘴皮子的伎俩，所以司马光给《法言》作注，说君子不看重口才。

这就对管理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别被口才好的人忽悠到。

做到这一点貌似并不太难，只要按照刑名学指点的循名责实也就是了，但难度在于，一来刑名学太有法家色彩，“非吾徒之才”；二来越大的事情，循名责实就越是难以实施。在司马光的时代里，这还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问题的形成倒也不难理解，毕竟竞争压力太大，北边有辽，西北有夏，很有几分战国争雄的影子。而且，别看辽、夏两国在宋人眼里都是蛮族政权，一个契丹，一个党项，不配和大宋相提并论，但竞争的加剧永远会使所有竞争参与者的打法高度趋同，去风格化，所以辽、夏两国飞速学习着华夏文明的先进知识，华夏人才因此也有了新的求职选择。

于是乎，苏秦、张仪的徒子徒孙也就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这当然会让传统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使得“苏秦、张仪问题”变成了一个令人生出切肤之痛的很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引发了宋朝知识界的撕裂。

那么，谁才是新时代的苏秦、张仪呢？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指责，是会为自己开脱，果断地跟苏秦、张仪划清界限呢，还是替苏秦、张仪辩护，向醇儒阵营发起反击呢？

我们下一期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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