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湖南卫视的纪录片《岳麓书院》已经可以芒果TV观看第四集。因为我对前三集的内容均做过点评，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疏漏，所以有不少读者私信留言，希望我继续找一找第四期的瑕疵。还是那句话，纪录片尤其是“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严丝合缝，应该做到尽量没有疏漏。当然，我帮助找一下这部纪录片的瑕疵与疏漏，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作品，这一点，需要提前强调。

从《岳麓书院》第四期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是重点讲湖湘精神，尤其是王夫之老先生对于湖湘精神的影响力。在《岳麓书院》的第三期当中，已经讲了王夫之的很多内容。第四期当中，实际上是讲多年之后，王夫之的思想在曾国藩、郭嵩焘等人身上的体现。王夫之因为生逢朝代更迭当中，所以誓不投降清廷，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藏起来，先不给人看。

后来清廷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于王夫之的很多作品，也有删改，而且收录不全。到底删改了什么，哪些收录了，哪些没有收录，有专门的学术论述文章。我这篇文章不赘述了。而要讲明白王夫之对于湖湘文化的影响，就必须要面对《船山遗书》的重修整理问题。因为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被重新、较为完整的整理之后，王夫之的思想才在湖湘一带形成巨大影响力。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王夫之和王阳明的关系）

因此，湖南卫视《岳麓书院》这档“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真正需要打扎实的内容，便是《船山遗书》的整理工作，到底是如何完成的，到底是哪些人完成的。在第四期的节目当中，对于《船山遗书》的整理工作，讲得不够清晰，甚至于有不少的疏漏，或者说瑕疵。我不愿意将其称之为错误。

在这一期的内容当中，说“左宗棠参与主编的《船山遗书》”，算是一言带过。不懂行的观众看完了这期的内容，还以为《船山遗书》的最早整理工作，是左宗棠主导完成的呢。诚如我前边所言，既然《岳麓书院》后续多期的内容重点就是王夫之老先生的思想及其传承，那就应该把《船山遗书》的整理工作讲清楚才是。它还真不是左宗棠主导完成的，让左宗棠成为“参与主编”而不提真正主编的“纪录片陈述方式”，是不正确的。

左宗棠确实参与了《船山遗书》的整理工作，但是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的。这就好比，我们某位流量明星确实参与了某部影视剧作品，但他并非主演，可是，在标注主演的时候，竟然只提这位流量明星，而把真正的主演忽略掉。这就是不对的了。《岳麓书院》第四期当中，既然讲到了《船山遗书》的重新整理工作，那么，只提左宗棠，甚至于把他当作“主编”去提，也是典型的流量思维上脑了。——这是对不起真正的主编的。做学问，不能谁出名就只提谁。

广州大学的罗宏教授，对《船山遗书》整理工作的历史内容，有过非常扎实且可信的文章论述。他的《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这本书，对这段内容，有非常好的陈述、论证，目前来讲，是学术界当中最为可信的。罗宏教授是鼓磉洲罗氏的第二十代传人，而曾参与主导《船山遗书》工作的罗汝怀，则是鼓磉洲罗氏第十五代传人。说白了，罗教授讲的就是自己祖上的事儿。

在《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这本书当中，对《船山遗书》的整理工作，有较为详细地陈述：

邓显鹤乡邦情结极浓郁，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收集整理湘文献中。他听说湖湘大儒王船山留下篇幅浩瀚的遗书，一直在搜寻。正好罗汝怀也在行动，他与同年密友欧阳兆熊在湘潭发现了王夫之的遗著线索。原来，王夫之的后人王世全也迁湘潭，大家就成了乡亲。一日聊天，欧阳兆熊听王世全说，王夫之六世孙王承铨藏有直系先祖的各种遗著，大喜过望。和罗汝怀一商量，就想到了邓显鹤。他们知道，邓一直在搜集地方文献，也收集到一些王夫之遗诗，还到处打听王夫之遗著下落，这下可好，无意间发现了宝库。他们还知道，邓显鹤背后是陶澍，是个大金主，要整理出版王夫之遗著，非有雄厚的资金不可。邓显鹤人脉广，面子大，必须得他来张罗才行。于是，立即将消息通报了邓显鹤。

欧阳兆熊立即带着王世全找到了邓显鹤。听罢原委，邓显鹤万分激动。一年前，他便和密友，两江总督陶澍做了沟通，达成挖掘王夫之遗书的共识，还预见性地请陶澍题词：“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没想到，突破到来得这么快，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他立即与欧阳兆熊和罗汝怀达成了合作意向，组成了整理刻印王船山遗书的核心班底：审阅：邓显鹤、沈道宽、何绍基、毛青垣、吴半江；编校：邹汉勋、左宗植、汤彝、马敬之、左宗棠、欧阳兆熊、罗汝怀、袁芳英（余为校对等，略）。要说明的是，编校就是责任编辑，承担着一字一句编辑整理遗书的职责。

显然，《船山遗书》的真正主编，应该是邓显鹤。这位老先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学界目前也是公认邓显鹤为《船山遗书》的最早整理者，公认的主编。梁启超先生称赞邓显鹤是湘学复兴之导师。绕开邓显鹤不谈，只讲左宗棠“参与主编《船山遗书》”，确实有点谁有名我就只提谁的意思了。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这是典型的流量论上脑。（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