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国民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一步丧权辱国，无数爱国人士得知消息后极为气愤，想要为国家除掉几个高层国贼。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孙凤鸣视力疗愈骗局）

同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众多实权人物都有出席。开幕式结束后，100多名国民党委员在会议厅门前合影。

正当他们拍完准备返回会议厅时，突然义士孙凤鸣高喊“打倒卖国贼”，随即就是“嘭、嘭、嘭”三声枪响，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应声倒地，尖叫声此起彼伏。

汪精卫的警卫在短暂惊慌过后立即向孙凤鸣反击，孙凤鸣也倒在了血泊之中，于次日凌晨离开人世。

这起刺杀案影响非常大，有颗子弹打进了汪精卫的脊椎无法取出，后来汪的身死就与此有关。并且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蒋介石所为，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跑到蒋介石面前大闹，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致电责问，搞得老蒋非常被动。

有趣的是，孙凤鸣本来要暗杀的对象是蒋介石，而且戴笠后来查出谋划这起刺杀案的负责人叫华克之，对其发出高额悬赏。

只不过任凭军统万般手段都没能抓住华克之，反而使华克之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事着地下党工作。

此人的经历相当精彩，值得一说！

华克之1902出生于江苏扬州，他的父亲是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受父亲影响，华克之最初也是信仰三民主义，他还在江苏省第一中学读二年级时就以“三民主义信徒”自诩了。

1920年，华克之加入了国民党，因为他的能力出色，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结识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这时的他对国民革命充满了期望，认为振兴中华民族已是朝夕之事。

可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南京市党部也遭到流氓的打击迫害，华克之非常痛恨蒋介石盗取革命果实的强盗行径，因此拒绝了老蒋的拉拢，还愤言：我为国民党感到羞愧，我为孙先生感到难过，我跟这个国民党的叛徒不共戴天。

之后华克之就离开了南京，去到上海从事反蒋大业。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复杂，洋人的租界、各大帮派势力齐聚，杂乱的环境让国民党难以管理，却给华克之反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华克之在新南路232号的弄堂里给自己租了间房子，他为住所起了个名字叫“危楼”，自号“危楼楼主”。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使命，以及表达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遭到了各方面的抨击，所以华克之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并不难。他与王亚樵、孙凤鸣等人经常聚在一起商讨时局，每当说到蒋介石残害爱国人士的事迹时，总有人激动落泪。

王亚樵是著名的“暗杀大王”，生性冲动，曾多次提出要刺蒋。华克之则冷静地为他们分析，盲目行动只会徒增牺牲，真要打击反动政权，必须先谋划好。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以19路军为主力，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政府。消息一出，华克之等人非常高兴，以为国民革命要迎来新篇章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福建事变就以失败而告终，这让华克之这帮爱国人士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羽翼已丰，当下的情况靠军队已难以推翻其统治，因此唯有刺杀一条路可走。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一伙人进行了周密的计划。

蒋介石毕竟是国民的领袖人物，他的行踪是非常隐秘的，并且身边还会配备大量的安保人员，想要接近绝非易事。

不过如果身份是新闻记者那就不一样了。

老蒋是个虚荣好面子的人，如果有记者来正面宣扬自己，他断然不会拒绝。而且很多蒋介石出席的重大事件，国民政府都会事先知会记者前来报导，这样老蒋的行踪就能被提前知晓。

因此只要有“新闻记者”这个身份来掩饰，想要刺杀老蒋也绝非不可能。不过麻烦的是，成立一个通讯社需要大量的资金，华克之等人虽有一腔热血，奈何经济实力不够丰厚。

华克之经过一番考虑后，想到了退居香港的李济深，李济深是大佬级人物，对老蒋也足够仇视，双方一拍即合。

1934年11月，在南京陆家巷23号后院，一个名为“南京晨光通讯社”的新闻社成立了，从开业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想要对蒋介石下手，但每次都因防备森严而不得已放弃。

直到1935年11月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大家一致认为是个好时机，于是想尽办法搞到了“特别通行证”准备刺蒋。华克之是总谋划，曾经当过军人、枪法准的孙凤鸣去刺杀。

11月1日上午9点20分左右，开幕式结束100多名国民党委员齐聚于会议厅门前拍照，这是动手的最好时机，孙凤鸣的目光在人群中仔细搜索，发现第一排只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等人，始终没看见蒋介石的身影。

等合照拍完，众人便准备返回会议厅，眼看大好时机稍纵即逝，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枪，三发子弹一弹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由后贯通臂膀，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随后孙凤鸣被警卫反击壮烈牺牲。

场内秩序在孙凤鸣倒地后渐渐平静下来，而蒋介石也是此时才跑了过来。为什么只有他没有出面拍照？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在旁人看来非常诡异。

再联想蒋、汪二人的矛盾，大部分人都怀疑此事是蒋介石所为。陈壁君就直接面斥老蒋：别在那演戏了，为什么拍照大家都在，就你没来？这么严密的守备，如果不是你找的杀手，怎么可能混得进来？

这让老蒋百口莫辩，心里非常恼火，于是命令戴笠限期破案，摘掉这口黑锅。

戴笠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即全力调查，军统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一枚自杀用的鸦片烟泡和一张记者通行证，通行证上就有“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几个字。借着这条线索，戴笠马上去晨光通讯社拿人。

华克之本来已将通讯社众人安排妥当，可惜一位公勤人员在车站失手被捕，在军统的手段之下，此人就把通讯社的所有消息都抖了出来。

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和通讯社有来往的人全部被捕，共计百来人遭到杀害。华克之也在军统特务沈醉的追踪下，几次险些被抓，还好他比较机灵成功逃到了香港。

这次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让这么多亲朋好友付出了生命，华克之也开始重新思考，这样的荆轲之举究竟能不能救中国。

1936年冬，华克之在香港公开发表了《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他直言本意是想要刺杀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独夫，更痛斥蒋杀害革命义士的行为。

蒋介石得知此事非常气愤，将对华克之的悬赏提高到了10万大洋，不过还是没能抓到华克之。

1937年，华克之作为李济深的信使经中共南方局介绍来到了延安，他瞬间就被这里吸引了，原来真的有一群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再联想起通讯社事件，他认为要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必须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洪流才能做到。

于是他经廖承志、潘汉年介绍，由毛主席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华克之本来想进入抗大学习，但毛主席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他不能留在延安。

毛主席与他面谈，告诉他延安每天来往的人很多，虽然大部分都是热血的爱国人士，但也难保其中不会出现国民党的特务。如果华克之留在了抗大，那消息被蒋介石知道后就会很被动。

国民党肯定会让延安将华克之交出去，我党断不会交出自己的同志，但这样一来就会被蒋介石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届时局面会大大不利，所以主席认为华克之返回华南会更合适。

华克之见主席如此推心置腹非常感动，当即宣誓：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此后几年华克之一直充当民主党派与延安之间的信使。

直到1938年秋，中央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志，中共华南情报局潘汉年找到了他，成为他的上级。

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上海潜伏多年，周旋于日、汪伪、蒋三方，为我党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后来还为我军立下一桩大功劳。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上海的形势非常微妙，用四句话总结就是：日寇欲出出不得，蒋军欲来来不及，汪伪号令令不行，新四军接收收不到。

在这关键时刻，华克之扮成了一名国军中将与日军接洽，成功接收了日军的五卡车弹药、194挺机枪。陈毅后来见到他时还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以后就是我的后勤部长了！

解放战争时期，华克之依然奉命潜伏在敌方阵营内，为中央传递了包括蒋介石国防部严密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中国军用地图等重要情报，在隐蔽战线上为最终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55年，“潘案”爆发，作为潘的老下属，华克之也受到了影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监禁、改造生活。1979年，华克之去北京找到了廖承志，公安部随后为他复查，终帮他平反并安排到了安全部门工作。

华克之晚年过得还是不错的，在他身上还有一件特别感动的事，临终前他特意联系到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将1935年孙凤鸣送的金笔转赠了回去。华克之对孙大林说：

50多年来，我蹲了22年牢，家多次破了，一无所有，唯独保存了这支金笔。今天，我交给你了，你要把它视作孙家的传家宝，好好保存着。

这样的感情，真是弥足珍贵。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去世，享年96岁。他的人生足够传奇，也足够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