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韩琦

韩琦早些年就跟范仲淹有过来往，两人也是至交好友。康定元年（1040年），为抵御西夏入侵，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主持鄜延路和泾原路军政事务。虽然在对西夏的策略上，范仲淹和韩琦的政见不同，但丝毫不影响到范仲淹和韩琦之间的友谊。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仁宗将范仲淹和韩琦调入京城，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副使，再加上富弼、欧阳扬、杜衍等人，组成变法团队，进行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奏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新政的纲领。韩琦作为变法的主导人物之一，对变法的推行也是非常卖力。由于庆历新政侵犯了太多人的利益，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在推行的过程中也是举步维艰。庆历四年（1044年）春，范仲淹、韩琦等人被朝中很多大臣弹劾结党，富弼更是身陷谋反案。后来抵不住压力，范仲淹、韩琦等人均被外调出京，庆历新政也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变法（范仲淹变法又称为什么）

范仲淹

从韩琦为官以来的政见特点来看，韩琦的为人比较激进，且富有胆略。韩琦少年得志，也曾多年在地方上为官，深知当时宋朝存在种种弊病，所以才会跟随范仲淹进行变法，立志要改变宋朝，让宋朝走向强大。庆历新政失败之后，韩琦在地方为官12年，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再次回到京城，被任命为枢密使，韩琦也开始他的11年朝廷中枢生涯。然而，此时的韩琦似乎早已忘记庆历新政的失败，也忘记了他希望通过变法让宋朝强大的理想，对变法只字不提。

后来到了熙宁年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当时年已六旬的韩琦正在任相州知州，他连续上书宋神宗，对王安石的青苗钱、免役法、市易法均提出批评意见。韩琦是三朝老臣，王安石不得不慎重，王安石拿着韩琦的奏疏，逐条批驳，并公布于天下。然而韩琦并不满意，而是以担心辽国起疑心为由，建议宋神宗放弃变法。可以看出，韩琦一开始只是对变法提出意见，后来逐渐转变为全面否定变法。

宋仁宗

本来经历过庆历新政失败的韩琦，如果他仍然有着改变宋朝的理想，则应该继续推动变法。然而韩琦在经历失败之后，就对变法再也不感兴趣了，甚至极力反对变法。这种政见上的转变与韩琦30多年的官场生涯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韩琦年少有为，进入官场后更是步步高升，这使得韩琦多少会有些傲气，表现在其政见比较激进。例如韩琦在西北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面对西夏，韩琦仅只是从人力物力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宋朝应该采取主攻策略，却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宋夏军事上的实力对比，结果导致宋朝好水川大败。范仲淹却沉稳很多，他认为宋朝应采取主守策略，挑选能将，训练士兵，待时机成熟再出兵。

年轻时的韩琦

庆历新政失败被贬职出京，是韩琦第一次在官场上经受挫折。在12年的地方官生涯中，韩琦经历太多波折，为人越来越沉稳。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韩琦曾表示变法会给边境带来影响，会引起“契丹之疑”，言下之意要罢免新法，解除辽国的怀疑，换取边境和平。这种论调和他在庆历年间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的政见不同，那时他认为和平只是权宜，战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要开战，宋朝也不惧。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时，韩琦官拜宰相，曾利用濮仪之争，怂恿宋英宗将反对自己的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贬出京城，其手段可谓是阴险。如果是在庆历新政实施的那个时代，那时韩琦自视清高，这种小人行径他是不屑于去做的。可见，韩琦除了变得沉稳之外，人变得老辣，也变得精通权谋。

实施变法不管成败与否，都会给大宋带来一定的动荡，早已失去锐气的韩琦，也没有勇气再去变法了。

范仲淹

庆历新政时，宋仁宗任命韩琦为枢密副使，那年韩琦年仅35岁。虽然韩琦自入官场以来，官运亨通，但以35岁的年纪就任高任枢密副使，在宋朝也是非常少见的。宋仁宗之所以这么任命，应该是对范仲淹主持变法的支持。宋仁宗既然支持范仲淹变法，自然也会对参与变法的一些大臣委以重任，才有利于变法的推行，韩琦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参与变法，凭韩琦的资历，根本就没有资格走上枢密副使的高位。当时，宋仁宗已经有支持范仲淹变法的意图，韩琦迎合变法，就是为了谋取高位。所以，庆历新政对他来讲是一次绝佳的机遇。

中年时的韩琦

嘉祐元年（1056年），在地方呆了整整12年的韩琦重回朝廷中枢，官拜宰相，此时他的资历已经没有问题。况且宋仁宗早已无意变法，韩琦自然也不可能重提变法之事，否则宋仁宗可能又把他赶下台。

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已年迈，相州是韩琦的老家，宋神宗让他任相州知州，或在相州周边为官，显然是想让韩琦安心养老。即便韩琦支持变法，宋神宗也已不可能再重用韩琦。既然如此，韩琦还不如站队多数派，反对变法，反而能够博得一个好名声。

中年时的韩琦

韩琦虽出身河北大族，但他是他父亲韩国华任泉州知府时与婢女所生。他四岁时，父亲去世，由兄长抚养他成人。按照宋朝时的大家族的规矩，韩琦属于庶出，地位是非常低的，也没有家产的继承权。韩琦能高中进士，走入官场，靠得应该都是自己的努力，不是依靠家族或父亲的恩荫当官。韩琦参与庆历新政时，庆历新政中的一些措施可能会对韩琦的家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到他本人的利益。所以，韩琦才能光明正大地支持新政，推动新政的实施。

嘉祐元年（1056年）回朝时，韩琦再拜宰相。虽是庶子，但他是家族中最出色的，多年的官场生涯也使得韩琦在家族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时，韩琦曾在自己的老家相州任知州。可以看出，此时的韩琦的个人利益已经和家族利益融为一体。

中年时的韩琦

王安石一旦实施变法，则会对韩琦本人和家族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新法必定会对恩荫制度进行改革，韩琦却是恩荫制度的受益者。韩琦自己不靠恩荫考中进士，但他的几个儿子却都是靠恩荫为官，长子韩忠彦先是靠恩荫制度任将作监簿，后来参加科举才考中进士。韩琦四子韩粹彦、五子韩嘉彦都是靠恩荫为官，二子韩端彦和三子韩纯彦虽史料记载不详，但靠恩荫为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可以看出，年轻时的韩琦出身卑微，是靠自身的努力博取前程，跟旧势力没有多大的利益纠葛。但年迈的韩琦自己就已经是旧势力的一分子，多年享受着旧法所带来的好处，他又怎么可能去支持变法呢？

宋仁宗

综所上述，韩琦能够支持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是因为庆历新政的推行，在不影响到他的利益的情况下，却能给他带来诸多好处。王安石变法之时，韩琦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行变法只会影响到了他的利益，却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当然要站出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