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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文史｜正安县是什么时候从四川划入贵州的

正安在历史上的行政隶属关系,自古到清代中期以前,除了在春秋至秦汉时期先后隶属于牂牁国、夜郎国、鳖国等相对独立的方国之外,其余多数时期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蜀地域的州郡,即今天的四川和重庆,而且隶属州郡的治所大多在今天重庆的地域上,由此可见当时包括正安在内的乌江以北、大娄山以南的广大地域均处于行政治辖的边沿位置。政治上的边沿化,使得这片原本肥沃的土地就相对少了许许多多的“浩荡皇恩”的滋润,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机遇。同时,地理上的边缘化客观上导致朝廷对这里治理的鞭长莫及。因此由唐代开始,历朝历代只能在这里施行土官制度,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导致了明万历年间的播州杨氏之乱。

我国的行省制度出现于元朝，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建立了疆域庞大的帝国。按照原来的行政区划模式进行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元朝推出了行中书省制度，把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例如江浙行省、岭北行省等等。当时，贵州省还没有成立，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隶属于湖广行省管理。北部的部分地区，则隶属于四川行省管理。

当时，西南地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各地土司实际控制。西南各地区的土司们，服从朝廷的命令，但拒绝朝廷派遣官员进入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控制区里，土司堪称土皇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隋唐时期开始，这一复杂局面就已经形成了。历朝历代都主要经营北方，抵御游牧骑兵南下，无力改善西南地区的情况。元朝虽然建立了行省制度，但元朝行省制度的问题很多，在元朝统治的末期，甚至出现了地方官员武装割据的情况。元朝败退北方草原以后，明朝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沿用元朝行省制度的同时，对行省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在明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模式。请注意，我国很多省份的基本行政区划，都在在明朝统治时期确立的。例如河南省、山东省、浙江省等等，与现在的行政轮廓相比，差别非常小。正是在明朝统治时期，贵州省建立。不过，贵州省当时的行政区划并不大，与现在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交通、通讯、耕地等各方面的原因，贵州省当时的经济比较落后。明朝的犯人流放的时候，很多都流放到了贵州。

著名的平播之役后,朝廷对原播州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什么是“改土归流”呢？17世纪中期，已经统治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崩溃，关外的清朝南下，在1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由于清朝入关之前，已经控制了东北和蒙古草原，因此没有之前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骑兵的问题。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平定三藩叛乱、围剿台湾郑氏集团等等，为雍正皇帝留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外部环境。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上台，除了西北准噶尔部的战事，雍正皇帝把精力放在了治理内政方面。其中，解决西南土司就是重要政策之一，这一政策被称为改土归流。

清朝开始腾出手来改革西南土司的问题，由于触及了土司们的利益，引发了部分土司的反抗。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皇帝派遣自己的宠臣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全权处理西南地区的事务。鄂尔泰抵达西南以后，采用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愿意归属的土司，朝廷可以赏赐官爵，并保证其原来的地位和财富。对于那些犯上作乱的土司，则严厉围剿和镇压。鄂尔泰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和杰出政绩，让雍正皇帝非常满意（后来，鄂尔泰调回京城，成为了军机大臣之一，并且成为了满官集团的首领）。

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鄂尔泰发现了贵州省的一些问题。首先，贵州省的管辖区比较小，而且粮食产量有限，再加上地形的原因，经济比较薄弱。贵州省的北部与四川省的南部地形犬牙交错，管理难度非常大。例如遵义地区，隶属于四川省管理，但与贵州省的交通更为方便。其实，关于四川和贵州两省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四川省官员主动提出来的。

按照《大清实录》的记载，雍正五年，四川省永宁协副将（从二品的武官）张瑛上奏：“贵州威宁府之永宁县去府千里，驻扎衙署乃与四川之叙永同知共在永宁，而所属人民散处于四川江安、纳溪、兴文等县，且无贵州营汛，而以四川永宁协营弁代为稽查，奸良莫辨，请将永宁县改归四川，隶于同城之叙永同知管辖。”按照这位四川武官的意思，贵州省的永宁县，距离威宁府距离很远，管理难度很大。一直是四川省代为管理，不如把永宁县划分给四川省，堪称是一举两得。对于张瑛的建议，朝廷并没有立刻表态。

几个月以后，云贵总督鄂尔泰则提出来自己的建议。按照《大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五年，该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换而言之，鄂尔泰没有提永宁县的划分问题，而是建议把四川省的遵义府5个县，全部划分给贵州省。对于鄂尔泰的建议，四川省的官员们反映强烈，表示不能接受。

但鄂尔泰属于雍正皇帝的心腹宠臣之一，雍正皇帝明显偏向于鄂尔泰。最终，原本隶属于四川省的遵义府，仁怀县、桐梓县等地区全部划入了四川省。与此同时，朝廷同意了张瑛的建议，把永宁县划入了四川省。按照《贵州通志》的记载：“赤水为界划定川贵两省疆域，以四川遵义府并所辖遵义、真安、绥阳、桐梓、仁怀五州县隶贵州，改永宁县隶四川。”在民间，则出现了“遵义换龙安”的说法。请注意，遵义地区原本属于川南重镇，经济比较发达，粮食产量丰富。加入贵州省以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贵州省的经济总量。

在《遵义府志》中，直言不讳的说：“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壮幅员,广袤二千里,田赋关税半全黔。”也就是说，遵义府的粮食产量和税收，几乎占了贵州省的50%左右。由此可见，当时的遵义地区多么重要。目前，遵义市属于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省会贵阳市。在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经济总量超越3000亿的非省会城市只有两个，二遵义市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位于贵州省北部，遵义市被称为“黔北粮仓。”在口音、风俗等方面，与四川、重庆较为接近。

新建置的遵义军民府虽然在行政关系上仍隶属四川省,但鉴于贵州建省时间最晚，财力匮弱,因此朝廷明确遵义军民府承担例定“协济”贵州粮饷的任务。但这“协济”毕竟不是“正供”,实施之后对贵州财力的支持仍然有限。为了实质性增强贵州财力,清雍正六年(1728),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廷将四川省遵义军民府改隶贵州省。《清实录》载: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乾隆《贵州通志》及《清史稿·地理志》均载划归时间为雍正五年)。贵州省遂将遵义府由“协济”关系改为粮赋“正供”征收,并且田赋之外又加“耗羡”,作为正赋的附加。至此,正安州随遵义府正式由蜀入黔,其隶属关系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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