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望百年风云，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以来，面对严峻的财经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上下经过艰苦斗争，数次成功遏制极端物价问题，迈出走向经济强国的坚实脚步。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稳价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激烈冲突的社会矛盾中、在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统治和反抗外来侵略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后方，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物价上涨就是经济斗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调转矛头，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企图困死边区。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为了保证财政运转，1938年6月开始发行代价券，1941年2月18日宣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货币的大量发行造成物价的快速上涨。毛泽东同志曾说：“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准确把握战时的价格客观条件规律及环境变化，在边区采用相对温和的物价政策，通过开源节流、平衡收支奠定平稳物价的基础，通过进行贸易斗争、货币斗争平抑抑制物价波动与上涨。

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生产，平衡收支。化解社会总供求矛盾是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办法。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问题讨论会，毛泽东同志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实际上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发展生产。”1941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化解边区财政难题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开辟了新的财政收入，为稳定物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生产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进步，为平衡供需提供了外贸保障。第二，调节市场，促进贸易。边区实行外严内松的贸易政策，为了鼓励开展贸易活动来活跃发展地区经济，并鼓励开展贸易活动，为此还颁布了工商管理办法，废止了日伪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保护了商人的正当利益，。用公营商业带动民营商业，组织商业联合会，帮助商人通过商业渠道购入货品、出口物资。1941年6月，边区开展平价运动，通过稳定工业品价格，促使农产品价格下跌，提高了边币的币值，使消费者得到实惠，驱走了恐慌心理。第三，灵活调价，保障供应。运用价格政策平抑物价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在特殊时期，边区政府灵活调整商品价格，对于紧缺物资，提高收购价格，大力鼓励进口，随着物资不断积累，逐步调整价格至中等水平，保持稳定供应，当物资达到饱和阶段，再减少进口，以稳定物价。第四，利用比价，坚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货币既同日寇侵占区的伪币斗争，又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斗争，汇率体现出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党的具体做法是：在出口旺盛或敌人套购我方主要物资时，提高币值以争取更大利益，并防止物资大量流出；在出口淡季降低币值以刺激出口，保证财政收入。总的来说，边区政府的比价原则是：利提则提，利降则降，随时斟酌情况决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带领人民进行了包括经济斗争在内的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艰苦奋战，击退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初期的稳价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解放战争战场上节节胜利，但国家财经领域却面临巨大困难：上万公里的铁轨、数千座桥梁严重损坏；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走大量的金银外币；全国有近200万失业人员；，大城市粮食、原料及燃料极为匮乏。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最集中的表征是通货膨胀。自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到1949年11月，人民币的发行额增加了约100倍；。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人民币发行额由2万亿元增至4.1万亿元。正因如此，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全国出现了4次涨价风。

能不能遏止涨价风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中共中央把稳正确方向，迎接治国安邦的新挑战，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打开了“稳物价、安天下”的新局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第一，汇聚人才，统一领导。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在1949年5月3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框架下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协调统筹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在成立中财委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一招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7月，中财委组建完毕，陈云同志提出要求，要把财经机关建成有思想、有眼光的司令部。中财委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广纳贤才，第一批50名中财委委员中，有五分之二的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兼容并蓄的包容性。第二，严打投机，遏制涨风。货币投放和商品供给是影响价格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中共中央亲自领导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通过政治和经济两只手，重重打击了投机资本，抑制了物价上涨。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印刷发行人民币，人民币一经投放迅速占据市场，法币和金圆券相继破产，但在人民币南下过程中，却遭遇了负隅顽抗的银元。当时的上海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也自然是投机者的渊薮，众多投机者在上海集聚企图阻止人民币进入流通市场。

1949年6月3日，中财委下令取缔黑市，取消一切外币和金银币交易资格，6月10日发起总攻，派出上海市军管会查封金融投机商们的老巢证券大楼，一次性拘捕了2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银元之战”轰动上海，也传到了全国，为人民币全面南下扫清了障碍，成功走出了遏制通胀的第一步。1949年7月底至8月中旬，中财委乘胜追击，指挥国营企业开始收储物资，同时从东北粮仓调配大量粮食物资投放市场，此时投机资本开始不断收粮吃进货物，企图囤货居奇。11月25日至12月初，中财委在全国主要大城市集中统一抛售，同时收紧银根，征收税款，历经多日的较量，投机资本无法继续偿还承受高昂的利息代价，只能将存货低价售出，暴涨的物价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迅速下跌，“米棉之战”取得胜利。经此一役，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第三，釜底抽薪，统一财经。两次成功的战役帮助国家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中财委此时认为，要从体制机制上根本上解决物价问题，就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充实财政收入，稳定财政开支，防止通货膨胀反复出现。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财经，要求所有物资、现金等开支项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政令一出，全国上下齐心、高效执行，短短3个月基本实现了财经统一和收支平衡。毛泽东同志称赞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正是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又历经20多年的艰苦奋斗，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解决了几亿人的吃穿问题，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奇迹。社会主义革命是我国有史以来开展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给后世的开拓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营养和精神营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稳价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后，商品价格逐步放开，八九十年代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7年后，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通货膨胀明显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8年我国零售商品价格总指数比1987年上升18.5%，其中城镇地区上升较快为21.3%，农村地区为17.1%，大部分放开商品价格猛烈上涨，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年底比年初上涨39%，集市贸易价格水平上涨32%，“一粮带百价”现象明显，许多相关商品价格被牵动上涨。

党中央于1989年9月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多次强调要确保1989年物价涨幅低于1988年，明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重点目标，并指出一切改革和建设任务都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个目标，这是大局所系，人心所向。为实现物价控制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具体措施：第一，明确目标，压实责任。落实价格调控目标责任制，把物价目标作为当年各地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制定保证落实的措施。例如，黑龙江省政府实施了控制物价的“383工程”，对383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分部门进行控制。河北省秦皇岛市政府充分调动各方力量，从调控、监督、保证、平衡四个角度出发，建立了以保持价格稳定为核心的市场网络控制体系。第二，控制审批，严控涨价。1989年，国家有计划地减缓价格改革步子，尽可能削减或推迟提价政策，仅对取得粮食丰收、补充短缺物资有重大作用的少数商品，在不影响市场大局和不违背物价控制管控目标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价格。在通知中明确规定除国务院特批的商品价格以外，各级政府不许自行提价。第三，综合发力，增加供给。对于关乎人民基本生活的必需品价格绝不放松，坚决稳住城镇居民定量供给的粮、油、糖及大中城市的肉、菜价格。生猪实行保护价格收购，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扶持生猪供给。蔬菜实行计划种植，按照产量略高于需求量来安排。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消费品，在用料、用电、信贷和税费方面给予适度倾斜，保证生产企业稳定输出。第四，重点领域，加强整顿。能源原材料计划内指标严格按照国家定价标准执行，计划外部分国家严格管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颁布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的最高限价，对计划外煤炭价格进行整顿，取缔中间盘剥，坚决打击“倒卖”行为。国务院专门派出工作组治理棉花市场乱象，打击私自加费、加价行为，保证棉纺织品价格稳定。第五，加强督查，严肃法纪。1988年全国共查处违法涨价案件81.5万件，罚没金额10.8亿元。对重大案件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地方政府越权定价行为进行批评纠正，对于擅自抬升物价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在党中央果断决策和总体部署下，9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连续三年保持个位数。但同时，由于较多地运用行政手段压低物价，经济下滑开始出现。1990年，GDP增长率仅为3.84%，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在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方针指导下，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导致经济过热，1994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4.1%，党和政府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以财政、货币、收入政策抑制物价，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成功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内，并且再无反复。这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无论是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都有能力控制物价总体水平。

1978年至2012年，我们党排除各种干扰，秉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的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的稳价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物价稳定，不断健全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体系，保供稳价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成功抵御自然灾害、非洲猪瘟和重大疫情冲击。2012年至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连续9年处于3%以下的较低水平。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对生产、流通、消费产生直接冲击，显著加大了物价上涨压力。2020年1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5.4％，涨幅创8年来新高，2月份同比上涨5.2％，创12年来春节次月的最大涨幅，超出市场预期。1-2月，有7个省份CPI涨幅超过6％。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25.6％，对CPI涨幅的拉动作用高达56.4％。同期，农村地区CPI上涨6.3％，涨幅比城市高出1.3个百分点，物价形势严峻。之后，国外疫情出现快速蔓延态势，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部分工业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物价上涨产生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有不法分子利用疫情伺机牟利，把疫情当商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了市场秩序，加剧了人心恐慌。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部署，开展保供稳价相关工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以保障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为着力点，积极主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精准调节调控，确保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不出现断档脱销、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确保物价总水平预期调控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为实现保供稳价总体目标，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第一，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多部门组成的生活物资保障组，建立快速联动工作机制，千方百计增加生活必需品供应，协调落实食品、蔬菜、医疗物资等必需品绿色通道，全力以赴做好全国各地特别是武汉等重点地区的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第二，开展监测，投放储备。生活物资保障组指导36个大中城市启动价格应急监测机制，各地相关部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迅速印发通知，以武汉及湖北其他市州、北京市为重点，每日监测、调度粮油肉蛋菜等商品价格和储备量，及时投放储备民生物资，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第三，摸清库存，协调调运。从武汉“封城”到社区封闭管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来自三个方面：货源缺、人手紧、生产停。由于交通运输不畅，生活物资运输受阻，再加上正处在春节期间，农业生产停滞，商超人手短缺，保供稳价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各地相关部门党组织冲锋在前，积极协调调配紧缺的绿叶菜、猪肉，印发蔬菜、猪肉保供稳价实施方案，畅通交通运输，在武汉、鄂州、襄阳三地确定了5个物流园区作为进鄂物资运输中转站，建立重点保障企业联系机制，保障大型商超供给，没有出现断档脱销和物价飞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了战略谋划，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恰逢党的百年生日来临之际，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启示

在建党百年四个不同历史阶段里，共产党人总能凭借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本领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平抑物价，堪称新中国经济史的奇迹，在党史、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首历史，有三项品质是我们党的稳价工作攻坚克难、实现目标的重要保证，值得传承与发扬。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一系列艰难险阻，但无论困难多大，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物价问题和就业问题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密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断凝聚起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之力。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经济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运用经济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建国初期，部分人对我们党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有所怀疑。西方的一些政客也扬言：“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的两大难题，国民党政府因无法解决难题而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无能为力。”然而，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有办法、有魄力、有能力处理好物价工作问题，并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按照客观规律，分析研判，因势利导，逐步释放市场活力，成功通过经济方法平抑了物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管理经济的卓越能力。

第三，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分割的根据地中管理经济，随着统一人民政权的建立，经济问题不再是单一性、局部性的简单问题，而是系统性、全局性的复杂问题，此时再依靠分而治之是不可能的，必须统筹全局加以解决加以考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从全国各地调运物资，调配资源，保障疫情严重地区供应，有效地稳定了重点地区的极端物价，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经济问题的系统观念。

总之，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平抑物价，充分体现了党对经济工作高超的驾驭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