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画大家黄继龄

孙炯

常言“艺无止境”，在我们看来那不仅仅是时间概念，说的是艺术佳境乃艺术家一辈子追求，也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艺术家对待每一件具体作品严谨的创作态度。画如其人，画中体现的是素养、经历和学识；画品的高下之分，正是修养的厚薄之别。

谈起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美术史，我们不能不提到黄继龄先生。他对现代中国画坛的贡献在于执著地探索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在绘画中的体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这位远居边疆的老画家在默默实践着自己的艺术理念，为祖国画坛留下了一批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当今天面对着黄继龄先生那一幅幅翰墨佳景时，我们内心深处会产生说不出的激动和充实。先师周善甫先生曾说过：“一个画家心中若‘罗列万象’而未能留下一片虚灵之地，想要抒写性灵恐怕是很困难的”。黄继龄先生的人品及艺术风范至今仍令后来者沉思无限，究其根本正是在于：一个人，当他挣脱了“一己”自私的牢笼，与大自然携手同行，其艺术品质便会悠然而融入永恒。

黄继龄先生（1913-1991）是湖南澧县人，1934年考入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师从画宗林凤眠和李超士先生学习油画，又从潘天寿、吴茀之先生学国画和书法篆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艺术熏陶。那时的西湖艺专真可谓人才蔚起，李霖灿、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都是他先后的同学，且交往很笃。西湖艺专被认为是近现代中国美术人才的摇篮，培养出了刘开渠、艾青、李可染以及后来的席得进、苏天赐等一大批艺术家。黄继龄在学生时代就喜欢画竹子，竹是古人笔下经常出现的题材，比较难出新意，而黄继龄画竹却有自己的特点，难怪他的老师吴茀之教授曾为他的一幅墨竹图题写了“竹香更比兰香远，为报诗人仔细闻”的诗句。潘天寿教授也为他画的一幅“青竹图”补了一方石头并题款以示对这个年轻学子的期许。

抗战爆发后西湖艺专几经迁移最后搬到滇池湖畔的呈贡县安江村办学，黄继龄从此在昆明定居下来。

黄老艺术的特点是融金石书画于一炉，三者能互为补益。其中他在金石篆刻领域取得的成就最高。俗话说篆刻比书画难，难就难在以刀代笔。黄老篆刻艺术最大的特点是气魄雄健，刀法苍劲，他运刀如泰山崩石，气势骇然，其意在古、在奇；其气在厚、在重，已自成一家面目。60岁后所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印谱》已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印坛的代表作。可以说黄继龄先生与邢孝移先生、段雪峰先生一道成为云南现代金石篆刻领域承先启后的三位名家。而黄老的书法又得力于篆刻的功夫，他的书法用笔渴求金石韵味，注意枯与湿、粗与细的线条穿插，完整地展现出空间感和立体主义，真是把中国书法中深湛的文化韵味和现代抽象艺术巧妙地表现出来，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书坛一位重要的书法家。从他的行草书法中能看到风竹劲兰的潇洒姿态；从他画的墨竹春兰和葡萄藤中又能看到草书飞动的线条。他的国画题材限于葡萄、山竹、春兰、芭蕉、灯笼花、仙人掌等高原常见的几种植物花卉，但能出新意。他画的葡萄质感丰富，用笔体现出篆书的凝重和行书的流畅，这是黄老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与四川美术学院苏葆桢教授并称现代中国画坛葡萄的两家，但在笔墨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黄老的成就更大，而且格调极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画的竹子，删繁就简，寥寥数枝即能画出竹子的神韵，同时将新笋和竹根入画，丰富了艺术的感染力。可以说黄老的竹子在中国画坛已自树一家风范。

黄继龄先生中国画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用雄健的笔触表现复杂的线条，笔墨看起来都是传统的，却又充满了现代感，这在20世纪中国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

黄继龄先生的晚年身体多病较少作画。他是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并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资深会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是昆明中国画院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和全国书展，并选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还曾作为国家礼物赠送日本藤泽市政府。云南电视台为他拍摄《金石书画家黄继龄》专题片，《云南画报》专版介绍了他的艺术。他的《墨竹图》《葡萄图》入选《云南国画集》。

黄继龄先生与江一波先生在一起（1980年，云南美协供稿）

“新枝高于旧竹枝，会凭老干为扶持”，今天的云南画坛可以说发展的枝繁叶茂，异彩纷呈了，我想这是和黄继龄以及廖新学、徐敦谷、梁书农、周霖、刘华轩、江一波、袁晓岑、张苇研、肖士英、李广平、李智清、刘文清、阎甫、吴希龄（昭通）、孙光宗（红河）、关山月（满族）、朱明（玉溪）、刘傅辉、梅肖青、刘自鸣、和在瑞（丽江）、周秀岐（大理）、陈蜀尧、林聆、李伟卿等老一辈画家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分不开的。云南美术史必将记录下老前辈们所做出的可贵贡献，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代表着二十世纪中晚期云南国画的最高水平，他们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云南新美术事业的开拓者。

2015年9月于昆明滇池东岸

(作者系中国民族哲学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