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图书展会上选购古籍。金闻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宋云彬 资料图片

点校本《史记》书影 资料图片

原题：“乾嘉学派”为何还被津津乐道 ——古籍整理对呵护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我们如何整理古籍】

6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的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计划半天完成，却显得时间有些紧张。而一个多月前举行的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会，却顺利得远超出主办方的预期。原定全天的会议，临近中午，评选结果就基本尘埃落定。

顺利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摆在面前的候选名单，近百种古籍整理著作、40余位古籍编辑，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等16位评委，心中早有判断。几轮投票，没有太多争论，意见高度集中：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杜甫全集校注》获图书奖，《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获青年图书奖，中华书局俞国林获编辑奖，凤凰出版社林日波获青年编辑奖。

在颁奖典礼上，获奖者分享的，不仅是感激和喜悦，更有他们对传承文化、引领学术的使命担当；学界前辈阐发的，不仅是褒扬和鼓励，更有对古籍整理未来的期许。在他们看来，由文史学家、编辑家宋云彬的后人出资设立，学界推荐、评选的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在奖掖优秀学者、编辑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标杆，它向人们昭示：面对流传了千百年的古代文献，学者何为、编辑何为；面对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如何去呵护和弘扬。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学问

“当下，社会上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还存在诸多误解，认为古籍整理工作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注解、翻译，粗通古文就能从事。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成果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评奖、申报项目等都用不上。”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说，古籍整理有深浅之分，深层次的、原创性的古籍整理是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的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乾嘉学派’，而乾嘉先贤们所从事的，不正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吗？谁能否认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卓越的学术著作？”

古籍整理工作要赢得尊重，离不开优秀古籍整理著作的支撑。当下是否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优秀古籍整理著作？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给出了答案。

“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历时8年，不仅通校、参校10种宋元善本，而且搜集校勘了六朝抄本、唐抄本等10个古本残卷，还广泛采用了本校法、他校法，吸收了学术界新成果，增加校勘记3400余条，对原点校本的文字和标点都作了精细的、数量可观的改订，使这个版本的《史记》成为校勘、标点更加精确，体例更加统一完善的权威通行本。”这是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对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的评价。

“年逾80的裘锡圭先生，带领十几位中青年学者，用了整整6年时间，重新整理4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百支竹简木牍、50多种帛书帛画，对这些几乎湮没了两千年，涉及思想文化、数术方技、天文地理的早期文献，从重新拼缀开始，释读文字、改订讹误、解释大意。使得这一被喻为西汉初期‘微型图书馆’的珍贵文献，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葛兆光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敬意。

“这部书首次对诗圣杜甫的作品进行全面搜罗、严谨比勘、精细注释和集评，是对杜甫这位集大成式诗人作品进行集大成式的整理。这是200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总结。该书的完成，标志着杜甫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对《杜甫全集校注》的定位。

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重要的典籍前人大多已经整理过了，今后的古籍整理还能做些什么？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同样给出了答案：随着学术的发展，那些曾经整理过的重要典籍需要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杜甫全集校注》这样后出转精的新本，而出土文献、档案文书、域外文献的不断涌现，则需要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这样的深入整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学问。当代的古籍整理学者，对典籍的熟悉程度未必赶得上老一辈学者，但由于电子文献的出现和出土文献等新文献的大量面世，使这一代从事古籍整理的学人具备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认为，当代一些古籍整理的新成果已经超过了前人，“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杜甫全集校注》等古籍整理作品，既接续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充分利用新的文献条件，代表了这一辈学者的最好水平。”

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古籍整理

尽管大众对古籍整理的认知有待普及，从事古籍整理也难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徐俊发现，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介入古籍整理。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是知名的历史学者。近些年，在撰写论文、专著的同时，他也负责着点校本《晋书》的修订任务，而且还主动进行北朝墓志、《十六国春秋》等基础典籍的整理工作。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新峰，刚刚完成明代史料《纪事录》的笺证，就着手整理明代笔记《万历野获编》。

“文史研究到了一定深度，就会发现很多基本典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或者根本没有整理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新、李新峰等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开始了古籍整理工作。”徐俊说，这些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往往不满足于一般的标点、校勘，而是要做深度的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可以视为一个典型。这部书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缀合、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含量。”

学者为了学术而进入古籍整理领域，而出版社也希望通过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引领学术的发展。

“古籍整理出版，不仅是出版那些没有整理过的古籍，也不仅是简单地跟着学术热点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领学术的作用。就像《甲骨文合集》推动甲骨文研究发展一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会让很多学者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徐俊认为，应该通过学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让传统文化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和深入。

怀揣“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

古籍出版引领学术的责任，无疑落在了古籍编辑的肩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对古籍编辑的奖掖，颇具深意。

虽然只与林日波见过一次面，但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金良年对这位青年编辑印象深刻。

“我写过一本古籍译注类的普及读物，此前已在某著名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凤凰出版社通过协商获得其主要部分的再版权，担任责编的就是当时入行未久的林日波。不久，他给我写信提出审读中发现的几个引用资料讹误。”根据林日波的来信，金良年重新核对了资料，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虽然问题不多，但假如不是一一核对资料，是断然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责编一本著名出版社已经加工过的重版书，还能一丝不苟地再度编辑加工，这使我对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小编’刮目相看。”

对于同事俞国林，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有着更为近距离的观察：在承担《顾颉刚全集》《全元诗》等重点或繁难项目之外，俞国林还亲自策划“近现代学人年谱长编”“近现代人物日记”等丛书，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其所编辑的《孟森著作集》《朱希祖文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提出了近现代著名学者“著作集”的概念，广受认可。

“一个古籍编辑，如果自己没做过古籍整理，就没有体察，不知深浅，拿捏不好分寸。俞国林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版了《吕留良全集》《吕留良诗笺释》等著作，并且参与制定‘古籍整理规范’的行业标准。”顾青说，俞国林在编辑、策划、整理、制定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绩，称得上一位称职的古籍编辑。

保持着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怀揣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林日波继续享受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俞国林常想起多年前一位长者送给他的那副对联“弘扬古学非难事，重振中华赖后生”，筹划着一个2000万字的古籍整理项目。

俞国林在颁奖典礼上宣布：为表达对宋云彬先生之敬重与对宋家人之敬佩，以个人名义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捐赠十万元。这是他此次获奖的全部奖金。

（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