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下午，第六届思勉人文思想节活动第四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中心联合主办的主题论坛“历史写作与传播的多样性——虚构与非虚构写作”召开。

本次论坛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历史科普号“御史房”作者蔡乐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以及著名历史作家张明扬参加。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李文杰教授主持了论坛。

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写作与知识传播的经验，探讨了历史写作的作者与多元受众的关系，历史写作与传播可尝试的多元模式，探索如何在历史写作与个性表达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知识与学术前提下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写作现阶段遭遇的难题及可努力的方向等问题。

以下为沈洁老师在“历史写作与传播的多样性——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论坛上的发言。

我主要想讲一讲我自己对于史学写作的表达、载体的看法，什么样的史学是我心目中的好的史学，或者说什么是好的历史写作。当然，什么是好的史学，不可能有正确答案。但是在当代的学院的情境里，还是有所谓“十分”的写作的。我们粗暴一点讲，其实我们当代的、学院派的历史研究注重的是知识，注重有什么样的新材料，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知识？概括来说，我们现在的学风是科学框架内的历史学、历史写作，没有价值之分。但我心目中，还是有人文和科学的分别。在我看来，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在写作时要携带价值，携带史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和关怀。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这一路线，我认为历史不能只是时间或者知识的累积。社会和人教之于自然，是无比复杂的、充满变量的，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和人。所以怎么样去呈现累积在时间中的这些不确定性、这些未知、这些变动，和它们所携带的价值，就是我心目中有吸引力的、有魅力的史学的部分。

中国现代学术确立以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位史家——钱穆和吕思勉，他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有通贯的自觉。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常常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于笔下的历史和人物产生的温良心性。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是从中国的内在理论、从中国人的情感来讲历史，用情感和理智辅助推演历史。今天我们参加的是思勉高研院主办的活动。在思勉高研院，我更想提及的是当代史学。我心目中当代史学的一个典范群体，就是“丽娃史学”。华东师大不是我的学脉，我不在华东师大就读，也不在此地工作，所以我来讲“丽娃史学”，可以免掉敝帚自珍、自吹自擂的嫌疑。我想举陈旭麓先生、王家范先生和杨国强先生的例子。在我看来，他们的历史写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性，就是非常注重解释、思辨和通贯。他们都是在断代的范围内写通史，这其实是在我们当代学术体系中不太常见的一个取向。当代学术体系中，大家都是做一个非常具体的题目，不太会做这种通史性的东西。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1990年代出版以来，一代一代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熟读它，从中获取滋养。这本书的阅读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文史哲大文科的范畴。陈先生的史学最大的特点是思辨性。比如说陈先生在《浮想录》中说的几句话“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欢愚昧”等等关乎人性、关乎社会的论断。这些论断和表述，在我看来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可以一读再读。我们各自所关心的具体问题和研究，都可以从中获得灵感。我觉得以陈旭麓先生来举例的话，一部长久流传的史学写作，可能不在于它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给予了我们什么知识，而在于它能够牵引出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王家范先生是做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里看到非常多的生命力。王老师对于中国文化、对于儒学、对于道德和人性、对于士大夫在政治漩涡中的身不由己等方面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我可以从王老师的写作中体验到一个历史学家对于人性在历史当中浮沉的深刻洞察力，还有非常磅礴的生命力。我们读王老师的著作，就仿佛他在跟自己讲话。所以我觉得，杰作都是足以动人的。这种动人不是来源于具体的东西，而是来源于一种共通的、人类的通性，对土地、对祖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共情。

杨国强老师的名字基本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他有独特的“杨氏文法”。夸张一点说，一段话放在我们面前，立刻就能够看出来这是杨国强老师的作品。但表述只是“杨氏文法”很表象的特征，更重要的特征是杨老师的写作有非常强的思辨能力。我常常觉得杨老师的作品是滴水不漏的，他的逻辑是“熬煮”出来的，非常严密。作为读者、作为历史的专业研究者，通常我们读书的时候会同作者对话，提出提问、质疑或者赞同。但是我在读杨老师的著作时，常常是没有“个人”的，我完全会被杨老师的逻辑包围，没有办法跟他批判、对话，只能顺着他的逻辑往下走。我认为这是相比于杨老师佶屈聱牙的言辞，更加能代表“杨氏文法”的特征。这就是我想讲的三位历史学家，他们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他们的通贯、对于人性历史的洞察力是相通的，依循历史自身的逻辑，才足以动人。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虚构和非虚构，学院派的写作和公众的、大众的写作要怎么沟通？我的个人看法是不能沟通。我看完马伯庸写的《大医》这本小说之后，内心非常真实的想法就是“放弃吧”，把好的故事、把“好看”的历史、把千回百转留给小说家，历史学家干不了这件事。这本书写的是华山医院的前世，马伯庸参考了非常多中国红十字会的著作和史料，把这些史料写成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尤其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写的武昌起义。我自己在做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我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但马伯庸把这一段历史写得非常传神，仿佛那些建筑、那些人物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关于非虚构的历史写作，我也非常推荐历史系的同学们阅读高阳的作品。如果说高阳的历史写作“无一字无来历”肯定是夸张的，但是高阳对于典章、对于人物、对于各种关系的描摹，可以说都是实录。更难得的是，高阳的写作就像老吏断狱一样，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沟壑壑”有非常细腻的把握，这种把握不是历史学家能够做得到的。第一，这源于他对史料非常熟悉；第二，这是因为他对于人性有非常成熟的把握。除此之外我还非常推荐两本非虚构的历史写作，分别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金宇澄的《繁花》。《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近百年华北农村的变迁；《繁花》讲的是九十年代上海的经济起飞中城市人物的悲欢离合。我认为任何一位历史学专家都不能以这种方式将历史深刻地勾勒出来，这大概就是非虚构的力量，就是文学的力量。“丽娃史学”的动人之处在学术层面，但如果要动人心魄的话，那就需要借助艺术、虚构的力量来完成。

我最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困惑。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的论文丑陋，写的时候没有思维和灵性的过程。那怎么才能把论文写得漂亮呢？其实我也还在摸索。曾经有一位前辈学者教导我必须要学会写几千字的小文章。如果能够在几千字的篇幅内把一件事情讲清楚，那才能写好学术文章。小文章才是真正考验架构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形式。如何写一篇既有学术意义又兼顾可读性的文章？我个人的经验是先把这篇文章当作论文来写，从架构到史料、引用全部按论文的标准来完成，然后在这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之上不断精简、调整，形成几千字的小文章，最后删掉注释。我认为按照这套流程写出来的作品，自己也会很满意。另外，我们写作的时候还会遇到目标读者的设定问题，不同的历史写作的目标读者设定都是不同的。就我而言，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的预设是并不会有很多人看。这绝不是出于所谓学院对大众的傲慢，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谦卑。写作者不能既想让自己的写作成为学院中的优秀研究，又得到大众的欢迎。就像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的台词所说：有知识的人们“眼光都看不到自己鼻尖之外的东西”，“他的著作没有一行会流传后世”。我认为所有的写作者在开始写作之前都要默念一下这两句振聋发聩的台词，有助于我们作为写作者保持谦卑，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的人类、社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