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潜叔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说放心没事. 和刘院长告别后，他回到家中看望家人. 他告别家人立即回到报馆. 纸行随后电话，点名让师潜叔和生宝堂两人取纸. 为了报社正常运行出报，师潜叔和生宝堂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接受。由司机开车，汽车刚出意大利租界地(原金汤桥) 就被李独三一伙日本宪兵拦截，并强迫驶往日本的红帽衙门。司机第二天被放出。师潜叔妻子和生宝堂的妻子（法国人）四处奔走，请律师，托人，最终花钱找到一个因犯日本军纪被关在红帽衙门内的日本兵妻子. 她借探视日本兵机会，给师潜叔和生宝堂带去药，捎回口信。师潜叔和生宝堂讲日本要他们签字，将益世报倒戈日本。他们俩坚决不签，并说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不是他俩的. 他们俩在狱中受尽了很多酷刑。最后一次的信是由卞慧新捎出. 卞慧新(1989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原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他多年致力于天津史志的研究，对天津名称由来的考据、确定天津进入近代的断代等研究，成果颇丰，为天津文史研究奠基者之一.) 当时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即遭日本宪兵拘捕，被投入囚禁天津著名报人刘髯公、师潜叔, 和生宝堂等人的囚室.他被放出后捎出师潜叔托他给妻子的结婚戒指，瑞士手表和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为了天主，为了圣教会，为了正义, 他们俩要准备致命了，出不来了. 他们激励人民抗日到底，并拜托妻子克服一切困难把孩子们培养成材。跟师潜叔和生宝堂差不多时间被捕的有大公报俩负责人. 由于他们签了字，报社倒戈，很快被日本放出。大公报一直没有停刊 (天津益世报一直停刊直到日本投降). 随后传出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 多数传言是说他俩坐电椅被处死. 但至今没见到尸体。当时师潜叔仅34岁. 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后, 生宝堂夫人带俩小孩回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