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是我自己写的，保留著作权利）

孙贯文这个名字，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知了。不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不知道，一些学者也未必知道。见过上海一教授引用孙贯文的文章，说“1992年孙贯文发表某文”云云，实际上孙在1980年代已经去世，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身後由他人整理发表的。

孙贯文是谁？目前能够看到的最详细的介绍，出自赵超先生《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三晋出版社，2015）一书的《後记》：

孙贯文先生是辛亥革命功臣孙丹林先生的长子。他从40年代末就供职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及后来的历史系考古专业，直至80年代去世，一直在北大从事考古教学与图书资料整理，并曾参加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等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和地震历史资料的汇集工作，尤其擅长金石铭刻之学，是著名金石学家陆和九先生的私淑弟子，可以说是传统金石学的嫡派传人。日前文学所王达敏先生示知，孙先生还是北方桐城派古文大家贺孔才先生的传人，应该是从曾国藩算起的北方桐城派第六代弟子。只是由于桐城派在49年后遭到批判，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捐献文物第一人的贺孔才先生又被迫自尽，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孙先生才对此始终无法提及。同具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众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孙先生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正直善良，忠厚勤恳，是做人与做学问的崇高典范。由于历史原因，他的辛勤工作与研究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在晚年得到一次招收研究生的机会。我也幸运地在十年文化浩劫后得以跟随孙先生学习古代铭刻学。孙先生是用全部心血倾注于我这个唯一的学生身上，希望我能将石刻研究有所传承，以至于旧病复发，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使我至今想起来仍难过不已。

这段话对孙贯文的家世、师承、履历、学术活动等方面作了初步介绍。然而，这些信息还不能满足人们了解当代学术史的需要。而且赵超虽是孙贯文唯一的研究生，但是直至改革开放之後师徒二人方才相识，彼时孙已进入晚年。孙的早年经历，赵未必了解。因此，仍需有人寻找更多材料，进一步澄清孙贯文生平、著述的相关问题。

关于孙贯文的家世，民俗学者江更生在《闲话灯谜》（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一书中说：

第二位老师，即是考古学家、画家孙仲威（桂恩）先生。……孙师生于1917年，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尊翁丹林公，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为吴佩孚同窗，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长兄孙贯文，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及碑帖专家，三弟孙桂武，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

可知孙贯文的父亲是孙丹林，丹林有三子，贯文是大哥，还有二弟桂恩、三弟桂武。关于孙林丹，《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多部近现代史辞典中皆载其名，是民国年间的重要人物。这里摘录传记两种，其一是《山东革命文化人物简介》中的说法：

孙丹林，字汉尘，蓬莱县（今蓬莱市）城里人。1904年，考入官立山东大学堂。后加入同盟会，曾任烟台东牟公学汉文教员，1912年1月1日赴大连，于15日晨带领革命军在蓬莱水城登陆，一举攻占蓬莱城，成立登州军政府。同年11月，成立山东军政府，出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后被调高苑任知县。1922年，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后任内务总长。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上海中国兴业银行总经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任命为特派员，被托词推却。1943年冬去重庆，被委以阁员之职。1949年，拒绝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于1971年病逝。

其二是山东省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所编《蓬莱县志》（齐鲁书社，1995）中的说法：

孙丹林（1886一1971），宇汉尘，蓬莱县城里人。光绪三十年（1904），孙丹林考入山东大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同盟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他以蓬莱城里华提士药房为活动中心和联络点，传播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同盟会员20余人。宣统三年（1911），孙丹林遵照同盟会山东支部指示，组织蓬莱同盟会员进行攻打登州的内应准备工作。1912年1月11日，他亲赴大连，带领革命军乘船渡过渤海海峡，于15日凌晨在蓬莱水城登陆，在蓬莱同盟会员的配合下，一举攻占蓬莱城，成立登州军政府，孙丹林任军政府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登州军政府被袁世凯解散后，孙丹林调任高苑知县。1919年，孙丹林前往湖南充吴佩孚戎幕，力促吴佩孚支持五四学生运动，为吴佩孚起草电文，通电全国。1921年秋，开始与中共党员李大钊交往，筹商推翻徐世昌之伪国会。1922年，孙丹林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内务总长。同年10月，黎元洪突然召开临时紧急国务会议，拟逮捕中共党员40余名，黎展示名单，李大钊名列首位。众阁员皆不言语。黎元洪问孙丹林有何意见。孙丹林不赞同。黎说：“维持治安秩序权归内务部，何以对此有异议？”孙答：“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乃人民之特权，各国之通例，研究共产主义即刷新政治之贪污黑暗，实现人民生活自由，他们研究改良进步等，于国于民皆有裨益，何必取缔？”黎说：“若有扰乱秩序，谁负其责？”孙回答：“我以身家性命负完全责任。”黎元洪当即批以“缓办”二字。散会后，孙丹林立即密告李大钊，建议“暂缓活动”并嘱同志暂避。1923年，孙丹林因母丧脱离政界。后任上海市中国兴业银行总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孙丹林任伪职，孙托辞推却。1943年冬去重庆，蒋介石委以国民政府顾问之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丹林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高级馆员。1971年病逝，终年85岁。

概括来说，孙丹林早年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曾任汉文教员。大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後来逐渐成为蓬莱地区的革命领导者，亲身参与辛亥革命。清民易代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民国年间步入政坛，先後担任山东军政府秘书长兼军事参谋（1912-）、吴佩孚幕僚（1919-）、北洋政府内务总长（1922-1926）、上海市中国兴业银行总经理（1927-）、国民政府顾问（1943-）等要职，其势力范围涉及山东、湖南、天津、北京、上海、重庆等地。

父亲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关心国家命运，居于显要的职位，提供优渥的家庭条件，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孙贯文的早年生活。他与两个弟弟日後都成为大学教授，“一门三教授”不能不说与家庭教育有关。不过，各书对孙丹林生平的记载，民国年间非常详细，新中国成立之後却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这难免让人疑惑。

根据《後记》，孙贯文曾师从陆和九、贺孔才。陆和九 （1883 —1958） ，本名开钧，以字行，别署墨盫。湖北沔阳人，历任湖北襄阳第三师范国文教员、武昌大学汉文科长；中岁迁居北京，历任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民国大学教授等教职三十馀年，讲授金石学、古器物学、文字学及书法、篆刻等课程。其金石学之著作，有《中国金石学》（北平中国大学，1929）、《金石学讲义》（北平中国大学，1933）等（参见邓章应《文字学论著目录》，2018）。孙贯文一生足迹似未及湖北，其就学于陆和九，当在陆任职北平中国大学期间。孙贯文居北京的时间，目前可以确知的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2-1926年孙丹林任职北洋政府期间，第二个阶段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後。从师生二人的年龄来看，孙贯文就学于陆和九，似在前一阶段。另外，赵超《後记》中“私淑”一词并不恰当，孙贯文实是亲自游其门下，非但私淑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孙贯文的三篇诗作之中，一首发表于1946年的《天津国民日报》，另一首写作时间不明，现抄录于此：

天游师海西草堂远望疑无路，到来一径通。人情流水外，世事闭门中。朝夕对秋菊，盘桓抚古松。门墙盈丈地，每许得从容。徐君斋中见天游师书作诗如作文，写出胸中意。昨见三五行，徐子橱中庋。衹赏笔墨工，皮相诚堪鄙。谁只点画间，中含郁愤气。小子本不才，先生诚多艺。惜哉屠龙手，竟作雕虫技。

按，“天游师”是孙对他的老师贺孔才的称呼。贺孔才（1903-1952），名培新，字孔才，号天游，河北武强人，1926年迁居北平，寓所名“海西草堂”（并非徐世昌之“海西草堂”）。1922-1926年间，贺孔才刚满二十岁，断无担任教师之理。因此孙贯文就学于贺，似不应在前一阶段。然而孙贯文在1930年代的行迹无法考知，只好暂付阙如。

关于抗战期间孙贯文的经历，《吴宓日记》、《时有恒诗文选》二书留下了一鳞半爪的记载。时有恒之子、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前馆员时善刚在《父亲时有恒遗物中的徐州文艺界抗战故事》一文中说：

1939年春，父亲由西安到成都，在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10月19日）时开设未名书铺，以此纪念鲁迅先生和“未名社”，勉励自己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书铺在东城根中街，楼上居住楼下经营，后又在祠堂街开一分店。针对不同读者的需求，店中之书既可出售也可租赁，还可在店中阅读，深受读者欢迎。常到书店来的有学校师生、文化艺术界人士及一些流亡的知识青年。叶圣陶、萧军、曹葆华、瞿白音、周彦、毛一波、刘开渠、孙伏园、黎东方、车辐、张逸生、孙贯文等人都常来书店找书或者看望。祠堂街长仅三百多米，却有大大小小的书店及出版社数十家，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普益书社、大东书局等都在这条街上，人们称它为“书店街”、“文化街”。

又《吴宓日记》第9册（三联书店，1999）载：

（1945年10月10日）上午8-10孙贯文来，久谈时局。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形势。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据，而隶属于俄；（近新疆已有争战。）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号称正统，（以孙中山为国父，与古昔断绝。）而禀命于美。异日纵横相斗，俄与英、美、日等国大战，中国适成战场。而分立阋墙，互攻互残。赤县古国，遂至末日，沦胥以尽。

抗战期间，孙贯文与在成都开设书店的时有恒多有交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然而至1945年10月孙贯文、吴宓与当时很多学者一样，都尚未北归（岳南《南渡北归》）。可知孙抗战期间主要居于成都。抗战胜利後，孙贯文选择北归，後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至燕园，孙贯文随之进入燕园工作。

从在学界产生的影响来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本草目》是孙贯文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草目》产生影响，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大学所藏“二风”拓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离不开孙氏自身的功力。关于《草目》开始编纂的时间，《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中华书局，1999）一书中留下了相关材料。该书收录了王会庵的《漫话好大王碑》一文，文中说：

余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时老友孙贯文君方整理艺风堂及柳风堂所藏拓片，准备编目。……孙君常为我出示名拓，其中萧云从所拓，墨香纸美，字画清晰，确非凡手。

今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华书局，2001），王会庵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在北平解放之後。文科研究所于1952年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因此二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事，主要是在1949-1952年间。可知孙贯文在抗战胜利後任职北大之初，即开始着手拓本的整理。

又，白化文在《退士闲篇》（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中说：

那北大文科研究所可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跟看门的熟了，常混进去玩儿。我至今还保留着1947年暑期这里实测的平面图复印件，他们测量时，我还帮着扶过标杆呢！从图中可见，进门是一小院，有两个陈列室。第二陈列室西头隔出一间“古物陈列室”，里面驻扎的是历史系新留校的助教宿季庚（白）先生。……与第二陈列室相对的，第二层院子的南房由历史系统的“金石拓片整理室”和“明清史料整理室”占用。据我所知，前者由孙贯文先生主管，解放后迁到燕园，由孙先生独自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草目》，以油印本形态供交流用。

这段回忆文字亦能说明孙贯文开始整理拓本，是在接手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整理室”之初。

《草目》在孙贯文生前未曾正式出版，仅有油印本问世。孙去世後，社科院考古所组织专人整理、誊抄，分八次发表在社科院考古所主编的《考古学集刊》第七集（1991）至第十四集（2004），这才广为学界所知。写作本文的同时，我把这八次发表用Acrobat从整本刊物中分出，然後合成一个PDF文件，附录在本文最後的网盘链接中，以广流传。

整理拓片的同时，孙贯文先生还参加了一些文物工作会议、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并在北京大学开展教学工作。（今天有点困了，文物调查部分待写）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孙贯文担任助教，直到文革前夕为止。这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是孙贯文最常被後人回忆起的日子。现将我所见的材料罗列于下。

李零《持诚以恒，终无愧悔——从高明老师的书读到和想到的》（《考古学研究》，2006）：

高老师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1952－1953年是由张政烺先生讲授，1954－1957年是由唐兰先生讲授。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高老师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在高老师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唐先生的很多影响。高老师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所收高明先生访谈：

有两位资料员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一位是容庚的妹妹叫容媛。还有孙贯文是搞拓本的，是一位很老的专家，就这么几个人。讲课的教员大多数是从外面聘来的。

张忠培《为天地立心：真诚求实的学者——记张政烺师二三事》，收录于《想念张政烺》（新世界出版社，2015）：

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辅导这门课程的是孙贯文先生。这门课程的考试，先生给了我四分。当时，我已很满足了。那学期学校倡导全优生，期终考试，我们班被考五门课程，只有我考的五门课程，四门是五分，一门即考古学史是四分。按学校规定凡只有一门是四分者，可申请补考以争取作个全优学生。为了班级的荣誉，有关领导和班级同学都鼓动乃至要求我去补考，以使班级成为有全优学生的班级。我在长郡中学读高中时，就因为化学课程不及格，为了能升级，就参加过补考，所以，补考于我并不陌生，但这次补考，性质不同，是为了争取班级荣誉，故补习也挺努力。当时无讲义，我听课又从来不记笔记，就只得凭着听先生课程后留下的记忆，去找书读，或者去请教孙贯文先生。通过这期间和孙先生的交往，我才知道他满腹经纶是很有学问的，也认识到自己的浅薄。补考是由孙先生主持，我觉得考得不好，但还是给了我五分。这给班级争了点荣誉。

郝本性《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旷野中耕耘——读〈锲而不舍〉之后》（《文博中国》，2016）：

赵超的研究生导师孙贯文先生，也是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时的老师。尤其是1962年我在北大作商周考古研究生时，导师唐兰先生重点辅导我研读铜器铭文，而关于石刻的问题，唐先生就叫我回校后向孙贯文先生请教。此后与孙先生多有往来，收益匪浅，至今还很怀念孙贯文先生。所以赵超也算是我的小师弟。

从以上回忆文字可以看出，文革以前，孙贯文曾经辅导过的学生有高明、张忠培、郝本性等。从一些论文注释中还可考知孙贯文曾辅导过李学勤、石永士等。讲授的内容重点是石刻、碑拓，也教过古文字学。

文革初期，孙贯文似曾被下放农村，不过具体细节已难以考索。1970年代，孙贯文与张政烺、裘锡圭、于豪亮、李学勤等人一起，整理了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这是他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篇章。特别是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整理，孙贯文似承担了较多工作。《时有恒诗文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中保留了孙贯文的一篇诗作，是《孙子兵法》整理完成後，孙贯文给老友时有恒寄赠的一首名为《谈兵》的诗。时有恒作《答贯文师谈兵步原韵二首》以答之，答诗的小序中说：

收由徐转来孙贯文师信中云：“去岁参加整理《孙子兵法》，书成有日，信口诌成一诗，录呈老兄一笑。”诗云：“学书学剑两无成，岁月堂堂去可惊。不信书生无用处，又从纸上学谈兵。”

答诗末尾题有“1975.5.1成都”数字，可知小序所载孙贯文信中所说的“去岁”，是指1974年。这一年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整理完成，从诗中可以感受到孙贯文的喜悦之情。

整理出土简帛是在社科院进行的，孙贯文的工作地点也由北京大学转移到了社科院。改革开放後，孙贯文招收了唯一的研究生赵超。赵超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汉唐间异体字校读释例》（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目录（1978-1987）》，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其後，孙贯文还指导赵超写作了《古代铭刻文字与古籍校勘》（《古籍论丛》第2辑，1985）等论文。赵超在多部著作的前言後记中都表达了对老师的感谢，使这个名字被更多人知晓。

关于孙贯文的学术贡献，特别是《草目》的相关问题，我准备另起一文讨论。在此仅把笔者所见的孙贯文著述的目录列出，以供师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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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贯文著述目

一、著作

1. 《云谣集校本》，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多次称引

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本草目》，《考古学集刊》第7集至第14集

二、论文（按照发表顺序排列）

1. 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2. 金文札记三则，《考古》1963年第10期

3. 由出土印章看两处墓葬的墓主等问题（与赵超合写），《考古》1981年第4期

4. 读书札记甲编，《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总第25辑）

5. 龙门造像题记简介，《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6. 古人系尾新证，《思想战线》1985年第3期

7. 金元曲字词杂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

8. 明拓孤本大相国寺碑丛考，《出土文献研究续集》1989年

9. 陈璋壶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 薌他君石祠堂考释，《考古学研究》 2006年

三、诗歌

1. 天游师海西草堂，1946年

2. 徐君斋中见天游师书，1946年

3. 谈兵，1974年

四、手稿

多种，尚未整理。希望以後能有机会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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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本草目》PDF版百度网盘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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