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沧探索与实践》文史资料选登｜罕富有：建国初期耿马工作二三事（政治建设—

·建国初期耿马工作二三事·

罕富有

建国以前，我曾在耿马土司署任行政总务处主任。建国后，又多年在耿马县人民政府任职。现对耿马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的情况作一片断地回忆。

耿马的解放

解放前夕，逃到耿马集结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有：景谷县李希哲的两个大队，澜沧舒云光的一个大队，云县张国柱的一个大队，保山杨文内的一个大队，还有曾在永德一带经商的、以一个吕姓为首的湖南大队，共 2000 余人。这些外来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国民党李弥残部少将政工处长李绍宽的策划下，与当时耿马自卫大队勾结在一起，组建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云南反共联防委员会”，划分了防区。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打着保卫耿马的幌子榨取粮食和其他各种食品，致使耿马各族人民到了无法生活下去的境地，激发了耿马各族人民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仇恨。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曾派韦崇光到耿马争取土司罕裕卿和掌印太爷罕华文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以使耿马各族人民得以摆脱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但罕裕卿、罕华文却死心踏地要跟着李弥残部走，拒绝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这样，党和人民政府只得派解放军 14 军警卫团，于 1950 年11 月 22 日解放耿马城，肃清了在耿马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使耿马各族人民摆脱了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压榨和剥削。

回归祖国

我是在耿马城解放的当天，跟随罕裕纶的自卫大队撤出耿马到缅甸去的，在缅甸的户板闲住了整整一个月。这时 14 军警卫团写信去争取罕裕卿和罕华文以及所有出走缅甸的头人回国。但当时罕裕卿本人已到大勐撒找李弥去了，罕华文及其他的头人都不愿回来。我看了这封争取信，感到共产党解放军对土司、头人是真诚相待的。信中说，我们这些出走缅甸的人可以来去自由，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还说所有在耿马解放时外出的土司、头人留下的财产都是原封不动地给予保留。这样，我就抱着回来试试看的态度，于当年 12 月 25 日，携带家小回到了耿马。我回来之后，受到了警卫团团长、政委等首长的欢迎。他们对我讲解了共产党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争取、团结、帮助、进步”“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并要我动员在耿马解放时躲藏在山寨的头人回来。我就派人去将当时的勐撒镇长罕富明、宁河乡乡长李世聪、勐永镇长、冬防队长字光斗叫回耿马城，与解放军见了面。字光斗还将土司发给该队使用的 7 条七九步枪及弹药交给了解放军，又动员各村寨将土司分给他们隐藏的 600 多发六○炮弹送到耿马城交给了解放军。后来我还写信争取孟定土司和耿马土司署小太爷罕富勇两个回到耿马。

我于 1951 年 2 月在耿马各民族行政委员会成立时被推荐为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文教科科长。在这次会上，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全国已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时，还要为死心踏地跟随国民党的罕裕卿和罕华文保留耿马各民族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的职位，这就充分说明，党对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团结、既往不咎的政策是十分真诚的。通过这一事例，进一步解除了我对党的政策的疑虑。接着，于同年 6 月间在保山专区各族各界联合政府成立时，我又被推荐为常委委员。但正当我们在保山开会期间，罕裕卿又跟随李弥部队到沧源和耿马下坝一带进行骚扰，虽然很快就被我人民解放军打败，但对耿马各族人民和基层头人震动很大，他们怀疑解放军能否在耿马站得住，害怕土司再来反攻倒算时追究他们对土司的不忠。所以他们既不敢与解放军接触，又无心思搞生产，终日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团的领导和解放军首长又派我到勐撒、宁河、勐永等乡镇去向当地人民群众和基层头人宣传党的政策，进行形势教育，从而稳定了他们的思想情绪。1952 年元月在耿马各族各界联合政府成立时，我当选为副县长；4 月我被送到云南民族学院政策研究甲班学习。

赴京观感

我在云南民族学院结业后，参加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团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去参观。特别是在北京参观期间，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元旦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演出的晚会上，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使我感慨万千，悔恨自己曾在耿马解放时参与罕裕卿、罕华文等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而今天却又能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观看演出，我感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从而使我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地为各族人民服务，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道路。通过参观，我亲眼看到了祖国幅员辽阔，建国后各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从而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热爱新中国。

在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中提高

我在省民族学院学习和以后的各种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特别是认识到党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采取争取、团结、帮助、进步的政策，是考虑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既有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面，又有剥削压迫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矛盾的一面。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就是要通过他们来疏通党与各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改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帮助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进步，就是要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放弃剥削，以解决各民族内部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样，使我们打下了能遵循党的政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进行工作的基础，使我在耿马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时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积极做好工作。

耿马在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矛盾、隔阂，致使少数民族人民在解放后仍抱有“石头不能做枕头，跟汉人不能交朋友”的旧观念，存在着对外来的汉族干部和解放军的不信任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通过民族上层来发动群众，并发动群众来推动民族上层进步”的策略。当时，几乎办什么事都要与民族上层商量后才能进行下去。发放寒衣、救济、贷款要通过当地村寨头人召集困难户当众发放，否则群众是不敢领的。国家征收公粮要通过民族上层召集各村寨头人开会，商量分配任务，然后再由村寨头人分派给各农户来交纳。这种情况直到耿马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公余粮的征购才由当地粮食部门来经营。当时民族工作队下乡，都是住在村寨头人的家里，要到人民群众家里去访贫问苦，也要通过当地头人先向群众打招呼才会受到群众的接待，否则工作队员从前门进去，群众就会从后门溜掉。在民族隔阂很深，难以接触群众的情况下，工作队员们毫无怨言地帮助人民群众割草盖房，修沟打坝、犁田翻地，坚持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使群众认识到这些外来的新汉人才是关心他们痛苦的知心人。

经过工作队的工作，人民群众也逐步改变了对民族上层的传统观念，纷纷提出要民族上层及村寨头人放弃对他们的田租剥削。我为顺应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而率先放弃了田租剥削，从而带动了其他民族上层及村寨头人也放弃了田租剥削。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首先开展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经上级党委和政府批准，于1954 年 3 月在耿马县第二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成立了耿马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经协商推选出一位有代表性的民族上层人士为主任，另一名民族上层人士和一名干部为副主任，民族上层中还有多人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从而稳定了民族上层的思想情绪。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于 1955 年 10 月在首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我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自治县县长，另一名佤族上层人士、一名民族干部和一名汉族干部当选为副县长。其他民族上层有的当选为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有的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或常委，这样使民族上层都一一地得到了安排，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看到了出路，看到了前途。

和平协商土改

党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在保证不降低民族上层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准的前提下，采取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其具体政策是：不剥夺政治权利（地富享有与人民群众同等的政治权利）；不没收浮财，不挖底财；先留后分（先留给领主、地主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后再分给贫苦农民）；不斗争（不发动人民群众对领主、地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由于党采取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策符合边疆的实际，所以深受民族上层及村寨头人的拥护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赞同，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司制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民族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稳定了边疆。

耿马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国民党与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各民族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党针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国民党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以军事手段消灭在耿马境内的国民党势力，以使各族人民摆脱国民党政权的剥削和压迫，从而解决了国民党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看。这个矛盾解决后，历代反动统治者造成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则采取以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对少数民族多优惠多关心的特殊措施，为各族人民办好事来疏通和改善民族关系，以此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当这个矛盾得到解决之后，民族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采取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改革，以此废除封建领主、土司的剥削制度，从而解决了民族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50 年代各个阶段的民族工作无不贯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主线，反映了党的边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政策的无比正确性。

来源｜《临沧探索与实践——临沧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编辑｜王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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