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经纬-米儿火

说到中央文史馆，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不过提到符定一、柳亚子、叶圣陶、萧乾、启功等杰出的文化名人，协妹相信大家都有耳闻。这些文化巨匠都曾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长一职！

简单来说，中央文史馆（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是党和政府为团结和安排老年知识分子设立的文化机构，其宗旨是“敬老崇文”，有较强的统战性和荣誉性。多年来，馆长都为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平均年龄79.2岁。

今天，协妹与您聊的就是中央文史馆的第五任馆长——萧乾，在近耄耋之年走马上任的秘闻。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原名萧秉乾、萧炳乾。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先后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86年，当时的中央文史馆馆长叶圣陶先生年老体弱，且社会职务其多，无暇顾及中央文史馆的工作，建议再聘一位党外副馆长，请统战部推荐人选。统战部同志经过研究，一致推荐了萧乾。萧乾是著名的战地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战场采写大量作品，采访过联合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他还是有名的作家、翻译家。那时，文史馆员中书画界人士居多，文史方面的名望之士极少。以萧乾的经历和成就，很适合文史馆副馆长这一职位。

中央文史馆馆长、副馆长、馆员，都由国务院总理聘任。文革中一些老馆员把周恩来签发的聘书挂到墙上，免去了抄家及皮肉之灾。

随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推荐萧乾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不久，获得批准。

7月18日，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萧乾，恭贺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当天下午四点半，干部局一处处长胡治安到萧家迎他来部。他很高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亲热。饭后，胡送他回家，到了楼下，他非请胡上去坐坐不可。他的书房在三楼，也就十来平米，显得十分拥挤，甚至乱七八糟。到处堆着书，几乎插不上脚。书桌前的窗户也很小，并不明亮，同对面的2 2号楼差别很大。胡就对他说：萧老，你应该住得宽敞些。他说，不是没有房子，是我不愿意搬。搬家太麻烦，一搬家，书就乱了。现在虽也显得乱，但每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有数。

萧乾当时已经七十七岁了，还十分勤奋，每天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他在这间狭小的书房里写了百万字的作品，对它很有感情。

他在《我这两辈子》里，曾这样写到这问屋子：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程。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子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萧乾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合译《尤利西斯》

叶圣陶先生1988年2月16 日逝世后，大家自然想到由萧乾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职务，同时请启功先生任副馆长。

这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萧乾参加会议领导小组，但在相关会议上，只听不说。有一次到晚上十点多了，会未散。胡治安说，萧老，打乱了您的生活秩序，请回吧。他笑笑说，没关系。坐着不动，足见他对文史馆工作事务是很关心的，很想在这个领域做番事业。

对萧乾，启功的聘任，得到中央批准。

1989年1月23日，中午、晚上分别宴请萧乾、启功出任文史馆馆长、副馆长，沟通感情，为统一祖国服务。席间，萧乾提出可聘请吴作人、巴金、冰心这些文坛名宿为荣誉馆员，提高中央文史馆声望。粉碎四人帮后，萧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参加笔会，与港、澳，台许多文化界朋友恢复了交往。他希望以中央文史馆为纽带，把一些文化人团众起来，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正当萧乾的任职待国务院批准后要对外公布时，2月1 8日早上，统战部办公室接到国务院副秘书长席德华的电话，他说昨晚听美国之音广播，冰心、萧乾等三十多文化名人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今天《要闻参考》头版头条发了这条消息。这是否对萧乾的任命有影响？是否要重新考虑？

胡治安当即回答：我个人的想法是：不宜变动指令。因一次签名就取消原来决定，显得我们缺少胸怀和气量，也不利于体现政策的稳定性。席德华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想想，多亏了胡治安处长判断果决。如果当时稍有犹豫，再拖延几周，萧的馆长一职就泡汤了。5月10日，中央统战部再次宴请萧乾、启功，恭祝他们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餐后送走了萧、启两位客人，其余人留下研究萧乾、启功任职后的待遇问题。

在“官本位”的中国，自然要把他们列在官阶上。大家一致认为萧乾享受正部长级，启功副部长级是合适的。报告送到了国务院，如泥牛入海。后来为他们的待遇问题，请示过多次，报告总是有去无回。

萧乾对文史馆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倡导并担任主编，联合全国三十二个文史研究馆共同编纂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五十册，六百余万字，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他还担任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办的综合文史杂志《世纪》的编委会主任，亲自参与刊物的编审工作，将他和夫人合译的《尤利西斯》的三万元稿费，捐给《世纪》杂志。

1990年1月25日晚，中央统战部为萧乾举办寿宴，祝他80华诞。他高兴地即席讲话：“如果有人间我活到八十岁，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说，直到八十岁还在岗位上，还能做事，能写作。近十年来，写了八十万字，译了二十万字，今后十年要写回忆录，同时做好文史馆的工作。”可见他对文史馆馆长职务是很看重的。

1997年6月7日，他致巴金信中，把中央文史馆当成“我安身立命的文史馆”。

随后，在同年12月14日的信中说：“我这个人就好多嘴多舌，只有在政治重压下，才能沉默下来。1957年后不再写了，不再说了。文革后翻身了，晚年当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但能使我减少失落感，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文学故事报》2005年第45期）

萧乾夫妇。夫人文洁若一直是晚年萧乾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萧乾很关心馆员的困难。1989年，黄苗子从国外来信，反映一些落实政策的问题。

他本已办好去澳大利亚的讲学手续，突然收到儿子的信，说苗子的工资被停了，住房也有麻烦了等等，因此致信萧乾，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黄苗子与萧乾也是老朋友，求萧乾帮忙是顺理成章的。萧乾怀着非常崇敬的感情说，苗子是文化名人，在国内外有广泛结交，影响很大，关心的人很多；他也是党的老朋友，早在40年代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参加民主运动，有历史贡献。

萧乾特别强调，苗子出国，与“1948年的事件”无关，去澳洲是早有计划的，只是未确定具体日期，并非六四后的突然行动，在国外也未发表任何不利于国家的言论。

“现在党中央宣布了对国外人员的政策，即使参加了非法组织，只要脱离，也不追究。何况对苗子他们这样的人呢。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蠃得民心，对他的事情一定得处理好！拖久了对我们国家不利。”

从萧老的谈话，可以感受到他对友人的忠厚，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令人感动。

经过5个多月的联系，黄苗子的工资得以重新发放。文化部也与当事人取得了联系，在沟通中消除了思想误会。

8月1日萧老来信，对统战部工作表达了诚挚感谢。

巴金与萧乾。萧乾曾说：“巴金教会了我做人！”

正如萧乾自己所言，耄耋之年受任馆长，意义并不在与地位头衔，而在其崇高的使命感。历经了大半辈子的惊涛骇浪，到了晚年还能被人们记起，还能为党做些实事，这就是所谓的“用处”吧。文史馆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地方。馆长既要做好联系文化界人士、团结成员的工作，又要为促进文化、历史研究付出心力。这对老馆长们来说，不仅是体力活，更是对一辈子威望、品行的检验。

到底“新官”萧乾能否胜任这项工作？面对业界内部的重重矛盾和面子纠纷，他又将如何巧妙周旋，展现人生的大智慧呢？欢迎继续期待下期的连载文章。

大家也可以在文末与协妹进行互动，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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