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等商议筹备建立国家文史研究馆。文史馆馆员待遇好，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很多人自然心向往之。

李淑一是革命先驱柳直荀烈士的遗孀，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挚友，毛泽东曾经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章，寄托他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哀思。听说建立了文史馆，在长沙任教的李淑一便托人找到毛泽东，也想到北京当文史馆馆员。毛泽东得知后，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秘书田家英，信中写道：“李淑一女士……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

揆情度理，以毛泽东与先烈的深厚友谊和他所处的地位，写信向一个部门推荐一位先烈遗孀又何妨？再则，李淑一能诗善文，把这样一位有功有才之人举荐到文史馆工作可谓“才尽其用”，并不违反原则。可是毛泽东却因曾荐未纳而选择“未便再荐”，认为被文史馆拒绝是正常的事情，不以为意，而是把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细细品味，不由使人对开国领袖宽广博大的胸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的优良作风顿生敬意。

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未便再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牢记并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共产党干部的权力为民所赋，不能滥用。尽管以他的威望和地位向下级部门荐人不是难事，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他才对自己格外严格要求。因为他深知如果以权压人，会给党的用人风气带来怎样的影响。能不能把握好这一点，是对党员干部权力观的一个有力检验。时下有的领导干部却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内心深处认为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是自己奋斗得来的。一朝权在握，便自我意识膨胀，想方设法利用手中权力和职位影响力编织关系网，把与自己亲近的人往相关部门推荐。名为推荐，实则“硬塞”，丝毫不考虑徇私用权会给党风政风和用人风气带来多大的消极影响。党员干部权力观问题解决不好，就势必要在用权上出问题，甚至栽跟头。只有像毛泽东那样以敬畏之心对待权力，以严格自律保证审慎用权，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好，赢得群众的赞成和支持。

毛泽东能做到“未便再荐”，还在于他难能可贵的换位思考。他站在文史馆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以“未便再荐”的自我约束，让文史馆按照制度规定公正解决人事问题。如果说为事业考虑推荐人才是对下级工作的一种支持，那么不“递条子”、不强制“推荐”给下级出难题，同样是对下级的一种工作支持。领导干部应该有容纳反对意见的雅量，尽自己所能为下级部门秉公办事创造宽松良好环境。如果能让下级部门在处理事情时，都像文史馆那样按原则秉公办事，认规矩不认人，合规矩的事不管遇到多少阻力都力争办好，不合规矩的事不管哪级领导打招呼都不能办，又何愁风气建设搞不好呢？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最有说服力和带动力，这个道理无论什么时候都管用。

毛泽东“未便再荐”的往事，形象生动地告诉领导干部什么叫公正处事，该如何秉公用权、公心对人。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公事是公事，私谊归私谊，感情归感情，原则是原则，绝对不能因为私谊而误公事、弃原则。党员干部都应拿毛泽东的“未便再荐”当镜子来照，使自己常怀敬畏之心，时时处处自律，才能保证自己在用权中出形象、不出格。

(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