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黔灵山公园东门进入，沿着山路往上走，过了谢六逸先生墓，杂树丛中，一块墓碑引人注目。碑的上端刻着鲜红的十字架，中间镌刻着“宣城梅公迪生讳光迪之墓”。凑近细看，可见更多小字，右上端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左侧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国立浙江大学立。墓碑上的这些文字，大致交代了墓主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作为，可见是一位颇著影响的文化名人。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贵州有哪些过从？又何以葬在黔灵山？作者不揣浅陋，略作如下勾勒梳理。

宣城望族后裔

梅光迪，字迪生，189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二）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西梅村一户世代书香的人家，其先祖唐时由吴兴迁来，自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开始，代有闻人，如文学家梅鼎祚，山水画家梅清、梅庚，天文历算学家梅文鼎等等。清代学者张廷玉赞曰：“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

梅光迪从安徽高等学堂卒业后，1908年入读复旦公学，1911年通过第三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哈佛大学，主攻西洋文学。1919年秋学成归国，先就任南开大学英语系，1920年秋转任东南大学英语系，并于1922年创设中国高校首个西洋文学系，任系主任。1924年夏受聘母校哈佛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授汉文及中国文学，是继戈鲲化、赵元任之后，第三位在哈佛担任汉文教学的中国人。1927年暑假归国，与李今英完婚，7—9月代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随后改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利用学术年假，又一度代理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老友竺可桢之请，回国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在其积极倡议和多方努力下，1939年秋起，浙大文理学院分设，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直至1945年12月病故。

宣城梅公迪生讳光迪之墓

作为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梅光迪，因与胡适、竺可桢、吴宓、任鸿隽等近代名人过从甚密，且因文言白话之争，创办《学衡》杂志等，引起过学界广泛关注，又在抗战期间连任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可谓民国时期较具影响之人物，因此他的死颇引起朝野关注。蒋介石致挽辞：人师典范。宋子文挽辞：世失人师。竺可桢挽其联曰：李杜文章，渊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可谓最公允恰当之论，也是最深情之表白。

力促浙大迁黔

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国立浙江大学屡迁校址，初迁浙西天目山，继而江西吉安泰和，又广西宜山，最后落址贵州遵义湄潭。正由于这梦幻般的人生际遇，梅光迪得以踏入贵州大地，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浙大迁贵州，本无悬念。战争初起时，为保全重要文献，教育部多次致电浙江省府，要求迅速将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并指令浙大协同运迁。这个“协同运迁”，为浙大西迁贵州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但最终落址贵州，却历尽艰辛。

1938年6月，梅光迪当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浙大唯一代表，这为他后来在国民政府替浙大争取支持，创造了诸多便利。

1938年7月6日—1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2日下午4点，梅光迪从江西泰和出发，一路辗转，直至7月5日下午2点才抵汉口。会议期间，遇到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以及东南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执掌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重要岗位，可谓浙大争取利益的最佳时期。

梅光迪参加会议的同时，竺可桢为迁校等事也来到汉口，7月4日、10日先后两次到教育部汇报。为进一步争取浙大设立文学院、师范学院及学校迁移等事，会议结束后，梅光迪滞留汉口数日，于7月20日至教育部拜会陈立夫部长。在7月21日给夫人李今英的信中，他兴奋地说：

现在诸事已毕，友人多已相见，惟学校事务尚需留意。昨天上午，已就建立文学院一事，与教育部长长谈。成功的希望很大。……在教育和文化上，教育部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持有同样的观点。……我校已决定迁至贵州的某个小城。（见《梅光迪文存》）

由于教育部意见基本明确，自1938年7月下旬起，竺可桢与一班同仁，立即投入到浙大迁黔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但由于迁黔道远难运，加之黔省各地交通、房屋、物产等条件各异，一时不能确定，在战事日益趋紧的情况下，不得不暂迁广西宜山办学，“走一步看一步”，以便从长计议。

1939年2月9日，梅光迪搭乘军政部为马一浮所备之车，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至21日结束。会后暂留重庆青年会，以待来渝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的竺可桢。2月23日，竺可桢由宜山出发，经贵阳、遵义时滞留数日，广泛接洽各方人士，实地查看有关情况，深入了解浙大迁黔可能，并委托前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王克仁，代为考察瓮安、平越（今福泉市）、绥阳等地。3月1日始抵重庆，2日起出席全国教育会议。3月3日中午，梅光迪在重庆都成饭店招待竺可桢，邀程天放、孙寒冰等作陪。程天放与竺可桢为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也是前任浙大校长，时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孙寒冰比他们小十几岁，华盛顿大学硕士，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在重庆期间，竺可桢、梅光迪多次聚会，主要任务就是联络协调浙大迁移问题。

十分有意思的是，“浙大迁黔”计划险些被“浙大迁滇”计划取代。历史如果可以假设，今天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能就是“梅光迪与云南”了。

就在竺可桢结束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赴云南参加中研院一届四次评议会期间，竺可桢突然产生“建水是否可办一大学”的念头，并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云大农学院院长汤蕙孙等热情怂恿下，煞有介事地安排人员赴建水察勘校址。云南会议结束返渝后，又分别拜访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次长顾一樵等，回校后立即召开校务会议，“决定迁校，拟定云南建水，即日筹备”（《竺可桢日记》1939年4月8日），并于4月10日正式向教育部提出呈文。4月11日，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三教授又联名向教育部次长顾一樵致函，“浙大迁校势难再缓，黔交通极难，费用浩大，滇建水已详细视察，昨经校务会议议决迁滇，已另电部候核准，乞赐赞助为感。”（《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

“浙大迁滇”终未得教育部同意。但宜山气候变化剧烈，疟疾侵袭，又加空袭警报频仍，影响学生健康与课业至巨，学校势不得不再迁。在此情况下，浙大不得不派人与教育部再度接洽。经4月19日迁校委员会议决，拟派梅光迪赴重庆，与教育部接洽迁移事，若迁滇不成，则迁黔（湄潭或赤水）。

迁校乃大事。此事即校长也难办。4月22日，带着重大使命，梅光迪乘校中大汽车赴重庆。经过数十日上下奔走、沟通斡旋，动用各种人脉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部终于同意浙大迁黔。6月2日下午，竺可桢主持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听取梅光迪报告赴渝经过情形，初步议定浙大迁遵义湄潭。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做了六年遵义新市民

完成浙大迁黔斡旋，1939年7月25日，梅光迪由宜山赴香港休暑假，直到1940年1月17日，才由香港启程返校，待他于194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抵达遵义时，浙大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即将开学上课了。

由香港到遵义，如今不过半天一天的行程，而当年梅光迪与同事们却一路艰辛，耗费了二十多天。

他是和同事黄尊生、费巩等由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的，继由海防转火车到河内，再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往昆明。为了能够随身携带行李，除了从海防到河内的一程梅光迪乘坐了“autorail”的二等舱，其余都是乘坐四等舱。一路上验护照、核身份、查行李，一等就是数小时甚或一整天，而从河内到昆明，因桥梁被炸毁，还要下车徒步换车。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黑之后，极为寒冷。梅光迪不得不将携带的棉袍、厚毛衣、雨衣统统穿上，而费巩等则把毛毯也拿出来裹在身上。

从昆明到贵阳的旅程约660公里，汽车一般需要4天，而这次却花了5天多时间。由于所乘汽车太旧，像个疾病缠身的老人，不是油箱坏了，就是水箱破了，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停下来修理。到曲靖的那天晚上，已是半夜时分，他们不得不住进一家又小又脏的旅馆，梅光迪用六把椅子拼成了一张“床”，而黄尊生干脆睡在一张桌子上。

在贵阳稍事休整（正值农历新年），2月12日，梅光迪等搭乘一辆货车，花7个小时抵达遵义。

作为黔渝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遵义有较高的知名度。过去一两年中，因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以及考察对接浙大迁移问题，梅光迪数次路过这里，但均未作盘桓。这次来到遵义，将要把他乡作故乡，在此安放肉体和灵魂，心情是大不一样的。他在给夫人的信中，流露出对“新故乡”的强烈喜爱。

他说，这里是除贵阳之外，全省最好的城市。由于成千上万的军事、商业运输以及其他与战事有关的人从此经过，市井繁华热闹，人气很旺。周围的群山虽不像宜山那样奇峰突兀，但高高低低、绿树浓荫，也颇有江南风韵。遵义的日用花销也不大，比昆明要便宜一半，大约是贵阳的三分之二，能够买到比宜山更便宜而质量更好的家具。特别是有很多好房子，他已租到一幢新房子，那房子的地段很好，不在闹市区，很隐蔽，很适合防空袭，他将和几个单身汉同事一起住进去。

他所说的“新房子”，是遵义老城南门城墙内李氏私家宅院石家堡。这石家堡主人李培荪（筱荃）为遵义名士，院内建有房屋多栋，分别编为1~6号。梅光迪等租住的新房子为石家堡5号，三上三下的楼房，因为要油漆好几遍，一时不能入住，他们一度暂住到老城中营沟杜家。杜家主人杜松荃也是遵义名士，是乡土作家蹇先艾的舅兄，也是石家堡李家的亲戚。

香港沦陷后，李今英携带儿女，由香港辗转而来，从此梅光迪在遵义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他以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的身份，同时也作为一个遵义新市民，出入于石家堡、何家巷、柿花园、子弹库等生活教学场所，以其西装革履翩翩风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年石家堡小主人李永颐几十年后还夸说：“光迪伯是个美男子。”

与黔籍师友的往还及对贵州事务的参与

在贵州6年，除了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及生病后一度赴重庆诊病休养，梅光迪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遵义，交往圈子不大。但因职务和师生关系，也和少数黔籍人士有过接触交往，参与过贵阳文通书局的编审事务。

王克仁是贵州兴仁县人，前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与竺可桢、梅光迪算有师生之缘。为浙大迁黔选址，竺可桢曾托他代为联络考察平越、瓮安、绥阳等处情况，但有些工作没有落实。梅光迪受命赴重庆斡旋浙大迁移事，5月底回头经过贵阳时，曾专门到其府上一晤，详谈迁移考察情况。

在黔期间，大概因都曾留美，又都在哈佛工作过，梅光迪与任泰相熟。任泰，字东伯，贵州安顺普定县人，1900年前后出生，其父任可澄（字志清）为贵州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教育家、大学者。任泰早年就读清华学校，后于美国俄亥俄州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学院）毕业。1935—1936年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就职，协助著名汉学家德效骞翻译《汉书》（三卷本），又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任泰回国后，先在中央政治学校（后改名政治大学）任教授，一度任外交部驻滇特派员公署副主任，担任过陈立夫英文秘书。1942年起，任贵州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教务长。1945年12月初，其父任可澄病逝后，接任贵州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校长张廷休（字梓铭）身体不适时，曾短时间主持贵大校务。

1945年初和年底，受教育部委派，任泰两次视察贵州各校。1月15日下午来到浙大，刚从外面忙碌回来的竺可桢，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他，与之长谈1小时。16日晚，约任泰、刘石城及九十七军军长陈武晚膳，安排梅光迪、郭斌龢等院系负责人作陪，谈至8点半始散。

11月26日，任泰、姜爱群、黄问岐等再来浙大视察。此次视察历时一周，除遵义外，竺校长还陪同至湄潭校区了解有关情况。此时梅光迪病情加重，听说情况后，任泰专程去石家堡探望。得知任泰此行系借省教育厅小汽车而来，梅光迪想搭此顺风车往贵阳治病，任泰表示赞成。为了把小汽车让给梅光迪等乘坐，任泰等则搭乘邮政局邮车回贵阳，可见一番真情。

从有关资料可知，梅光迪曾担任贵阳文通书局文学部编审委员兼部主任。文通书局创办于晚清，兴盛于民国，因抗战时期大量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集聚贵州，书局事业发展达到顶峰。时任书局总编辑马宗荣，贵阳人，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科毕业，回国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多个教育机构任职，一度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938年回黔任大夏大学总务长，1939年任贵州省临时参议会议员，1940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其学术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书局凝聚起庞大的编审队伍，一度受聘的编审委员达112人。不幸的是，与梅光迪一样，他也因患心脏病，于1944年1月20日卒于贵阳，年仅48岁。

梅光迪全家合影

贵阳求医一去不返

梅光迪的病起于1944年12月17日的一个偶然晚餐。当天，夫人携子女去了重庆，他一个人留在遵义，遂应同事田德望之邀，去他家吃晚饭。当晚吃的，是田夫人做的pastry（一种小馅饼），味道很好。但不知不觉多吃了一些后，突感不舒服，到晚上，气喘加剧，脉搏升至140多。一个健硕的身体，由此渐渐衰了下去。

此后一年，身体时好时坏，病情时轻时重，一度到重庆中央医院、湘雅医学院诊治。到1945年底，他几乎陷入绝望。

12月3日上午9点半，梅光迪夫妇按约定来校社会服务处乘车。“迪生坐轿来，渠面臃肿，几不能辨认，可知心脏病之剧”（竺可桢日记），9点3刻，出发往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省立医院）就诊。

经院长李宗恩（伯伦）和内科主任王季午初步诊视，认定所患为慢性胃消化不良引起的高血压心脏病，进一步检查，证实肾脏已失去效用三分之二，因而影响到心脏与胃。医院认为年岁高、希望少，嘱其回遵。

李宗恩为热带病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长期供职协和医学院，战时来贵阳筹办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王季午则为协和培养的博士，又曾赴美访学，擅长内科、传染病等学科。他们的诊断是权威的。面对严重的病情，只能天天注射3万元一针的盘尼西林，以防肺炎发生。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梅光迪病情并未稍缓，反而日益加重，几近不省人事。他自知不救。李今英也因医生忠告，知其为不治之症，欲将其接回遵义。但王医生不赞同，中央医院尤副院长尤其反对，认为不人道，因一上车即可出危险。延至12月25日，王季午告诉李今英，梅先生已无希望，随时可能逝世。27日下午4点过，宣告不治。

12月28日下午，得到梅光迪死讯的竺可桢，主持召开临时行政谈话会，讨论是否将梅光迪灵柩运回遵义。郭斌龢、李絜非、张荩谋等多数人主张，梅光迪过世前既已入圣公会，不如葬贵阳。为此，决定29日偕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外文系教授黄尊生，梅光迪之二女、三女仪昭、仪芝，前往贵阳办理丧事。

12月29日上午9点半，邮政车由桐梓开来，车上人已挤满，且遵义已售出4张票，因此竺可桢等根本无法上车。幸有浙大学生让出1张票，竺可桢才挤上车，其余人只能等第二天的车。晚上6点到达贵阳后，李伯纶、王季午前来醒狮路招待所谈梅光迪病情。随后竺可桢去中山西路圣公会，见李今英与汤山英牧师，商量大殓及出殡日期，向李今英转达遵义同人意见后，李今英表示赞成，认为便于日后有人照料。

12月30日下午1点，竺可桢至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凭吊梅光迪之灵。3点，与汤牧师二人出西北城乐群门，徒步往八鸽岭圣公会墓地看茔地。8月8日病逝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也葬于此。

12月31日上午9点，为梅光迪举行出殡仪式，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傅启学、贵州大学校长张梓铭、贵阳县参议会副议长陈文虎等原中大学生，王驾吾、何维科、钱堃新、黄叔班、张佩英等东南大学毕业生，以及浙大毕业生解翼生、季馥声、陈晓光等各界来宾三四十人，依次绕棺致祭。祭文宣读完毕后，竺校长讲话。

竺可桢演说毕，王驾吾、张梓铭、黄尊生各说数分钟，然后唱赞美诗，诸人绕柩一转，乃盖棺，10点发丧。送殡者大多数均送至六广门外始告别。竺可桢与王驾吾、汤牧师、傅启学、黄叔班、季馥声、幺振声、黄尊生及另外四五人，在北门外稍息后，与李今英母子送至山上。竺可桢与傅启学、汤牧师、王驾吾先行，在山上择定地点，柩到后即掘土。土形如石而软，可知自来为未动用之土。工人掘土约1小时，穴掘就放棺入内，不用椁，与地平。又做仪式，唱赞美诗，随后盖土。安葬毕，众人下山。梅光迪从此永别亲人，魂寄他乡。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

「书同，安徽省宣城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版式：刘 丹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