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冕《墨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

王冕是元朝后期杰出的画家，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在绘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关于他的生平，历来存在争论。

目前流行的对王冕形象的塑造是以《儒林外史》中关于王冕的描写为蓝本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该书第一回（楔子）叙述王冕的故事，此人一生隐居农村，蔑视功名富贵，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绘画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是一个高大的遗世独立的隐士形象，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此书第一回的题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很清楚点明“楔子”的故事是“借名流”来陈说全书的宗旨。王冕是吴敬梓着意塑造，用来寄托自己理想的人物。这是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典型，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王冕。

王冕像

关于王冕的早期传记有两篇。一篇是徐显《稗史集传·王冕传》（《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史部传记类存目》收“《稗传》一卷”，即《稗史集传》。下文称徐《传》），此书常见有《历代小史》本；一篇是宋濂的《王冕传》（下文称宋《传》），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七，常见有《四部备要》本。徐显和宋濂都与王冕同时代。《稗史集传》记载的都是元代浙东的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根据书中记载认为徐显“当为绍兴人、而寓于姑苏者也”，从传文可知，他与王冕相识。宋濂是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元末浙东有名的儒生，后来成为朱元璋的文学侍从，明初受命任《元史》主编之一。浦江与王冕的家乡诸暨相邻，他虽然没有直接与王冕交往，但听到很多关于王冕的传说（至元十九年［1359］王冕到婺州投奔朱元璋时，宋濂亦在婺州朱氏幕府中，但从现有文献来看，两人并无交往）。也就是说，这两篇传记都是研究王冕的原始资料。后来清修《明史》，将王冕收入卷二八五《文苑一》，内容大体上是将宋《传》删削而成的，个别地方采用了徐《传》的记载。严格来说，王冕死时元朝尚未灭亡，他应该入《元史》。王冕有诗集《竹斋诗集》传世（《竹斋诗集》有邵武徐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寿勤泽《王冕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不少诗篇记录了他的活动，反映了他的追求和理想。此外，元明之际不少文献中也有关于他的内容。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大体了解王冕的真实面目。

二

王冕，字元章，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元代诸暨州属绍兴路。徐《传》说王冕“父力农，冕为农家子”。宋《传》则说他：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这一段记载，应该就是《儒林外史》中王冕牧牛故事的源头。但是，王冕在一首题为《自感》的诗中写道：

父母生我时，爱如掌上珠。襁褓辟寒暑，乳哺随所须。周岁会言语，大小相引呼。摇头却梨栗，行行不须扶。三年离怀抱，已知亲与疏。相揖识进退，应对无嗫嚅。五六渐精爽，气貌与众殊。怡怡浴仁化，喜听论之乎。八龄入小学，一一随范模。厌睹诡谲行，不读非圣书。宗族惊我异，父母悯我孤。宾客皆回头，指为汗血驹。（《王冕集》卷中。以下引用王冕诗，均见《王冕集》，不一一注出）

从诗中王冕自述来看，他应是文人士绅家庭的子弟，全没有“农家”“牧牛”的影子。徐、宋两《传》和《自感》差别如此之大，令人诧异。我以为徐、宋不会无中生有，比较可能的是王冕后来热衷于社会活动，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因而有意回避了自己出身农家的事实（有趣的是，王冕写过一首《耕读轩》，描述一个牧牛少年，且耕且读。可以和小说中牧牛故事对照）。

《儒林外史》将王冕描绘成无师自通的天才，不仅在绘画上自学成才，而且“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他谢绝官场的邀请，不肯出去做官，在农村安身立命，“吟诗作画，奉养母亲”。这些描写，是过于理想化了。王冕在当时有“狂士”“狂生”之称，有些举动，如驾牛车过市、穿古冠服等，确实惊世骇俗，与众不同。但实际上，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甘于寂寞，而是很有抱负，很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宋《传》说他：“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徐《传》说他：“读古兵书，有当世大略”，“君生于衰世之下，而能旁薄万古，傲睨一时。其言曰：‘子房志于报韩，孔明志于兴汉，志虽正而心则狭。志于生民者，其惟伊、周乎？’”伊是伊尹，吕是吕尚，周是周公旦，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称道的治理天下的名相。王冕以他们为自己的榜样。王冕在《自感》中说：“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唐、虞是儒家艳称的三代盛世。可知他是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

元·王冕《南枝春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要想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能不面向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能不和官场打交道。《儒林外史》中，王冕谢绝和官场的任何联系。真实的王冕并非如此。徐《传》、宋《传》提到的与王冕来往的官员便有王艮、申屠駧、宋子章、泰不华等人。这从王冕存世的诗作中可以得到证实。王艮也是诸暨人，曾为江浙行省检校，以淮东宣慰副使致仕，死于至正八年（1348）。王冕有《悼止斋王先生三首》，其中第一首有“休致归来与世违，平生所有未全施”“论道端然见周召，得时元不下皋夔”句，将他和古代名相相比，惋惜他未能受重用。泰不华是蒙古人，进士及第，曾任绍兴路总管、秘书卿。徐《传》、宋《传》都说王冕到大都时住在泰不华（达兼善）家。此人死于征讨方国珍的战争中，王冕有诗《悼达兼善平章》：“老我未能操史笔，怀思时复动哀歌。”申屠駧进士及第，后至元五年曾任绍兴路推官，后为福建廉访司佥事。王冕与申屠駧交往最密切，《诗集》中赠答的诗有七篇之多。宋文瓒，字子章，后至元六年绍兴路总管，至正二年迁山东盐运使。王冕诗《喜雨歌为宋太守赋》《题墨梅送宋太守之山东运使》，正是宋氏任路总管和升迁时所作，可知王冕与这位家乡的父母官交情匪浅。除了上面几位之外，王冕还有不少“送”官员的诗作，如《送宇文子贞》，宇文公谅，字子贞，元统元年进士，曾为余姚州同知、摄会稽县事；余姚州、会稽县都隶属于绍兴路；《重午次韵敬常叶公》，叶恒，字敬常，曾任余姚州判官、国子助教；《送沙德润之鄢城》，沙德润是哈刺鲁人，进士及第。王冕诗中说：“至今吾乡诸父老，去思剧口谈公好。”可知此人曾在诸暨州或绍兴路任职，后迁郾（鄢）城达鲁花赤，王冕作诗送行。如此等等，在诗集中随处可见。可以看出，王冕与家乡的许多地方官员，来往频繁，完全不是《儒林外史》中描写的那样清高，将官场中人完全拒之门外。

在元朝现实生活中，处于四等级最下的“南人”（元朝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南方的文人出路有限，很难进入仕途。元代中期恢复科举取士制，中选后便可得官，江南士人纷纷应试，趋之若鹜。王冕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自然要参加科举。徐《传》说王冕“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宋《传》说王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前者说“一试”，后者说“屡应”，轻重不同，但可以肯定王冕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同时代的诗人王逢说：“冕，会稽狂士，少明经，取科第不中，遂放旷江海间。”（《题王冕墨梅》，《梧溪集》卷五，《知不足斋丛书》本）王逢生活在上海（今上海），可知王冕应试时人皆知。宋《传》说王冕是绍兴大儒韩性的学生，“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此事无其他记载可以印证。韩性是绍兴有名的经师，“延祐初，有诏以科目取士，四方学者不远千里，负笈而来，以文法为请”（黄溍《安阳韩先生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二）。元朝科举三年一次，每科进士定额三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四分之一，江浙行省（包括今江苏南部、安徽东部、浙江和福建）南人每科只有二十八个名额。而且元朝共开十六科，只有一科满额，其馀十五科都缺额，也就是说江南中举人数极其有限。江浙地区文化比较发达，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多，竞争特别激烈。王冕的应试，以“不中”告终，这是大多数士人的必然结局。

科举这条路走不通，还有一条途径。元代后期，江南的儒生、文人，纷纷前往大都，几乎成了一时风气。例如庆元（今浙江宁波）著名诗人、哈剌鲁人廼贤，婺州（今浙江金华）名士王袆都曾北上。他们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奔走于朝廷的权贵和官僚门下，希望自己的才艺（诗文、书画）得到赏识，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甚至博得一官半职。王冕《送人上燕》的诗中有“丈夫固有四方志，壮年须作京华游”“得时便觅好官归，行道当依圣明主”，实际上写出了自己的心情。王冕不但到大都，而且还到过元朝的夏都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如“滦水城头六月霜，东华门外草皆黄”（《即事》），“打围阵合穹庐转，警跸声传御驾过”（《漫兴》），见识了塞外风光，写下了不少有关游牧生活的诗篇。但是这条途径同样也是崎岖的。无论在大都或上都，王冕都没有得到进入仕途的机会。“我生值数奇，长年但奔走”“凄凉有谁知，辛苦只自受”（《历枣强县》），北行使他对朝政的腐败、经济的凋敝、百姓的穷苦有所了解，意识到“天下将乱”。碰壁失意之馀，他就决心南归了。王袆、迺贤的遭遇也是一样，他们先后都相继回乡。

三

王冕是在至正八年回到江南的，“归来每爱陶彭泽”（《次申屠子迪韵》），“漂泊殊无定，归来得暂安”“寄言彭泽宰，出仕不如归”“闲看桃源记，吾将此意同”（《山中杂兴》）。“彭泽宰”就是陶渊明，“桃源记”就是寄托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名作《桃花源记》。显然，回家以后，他决意要效法陶渊明当隐士了。徐《传》说，王冕在绍兴“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宋《传》所记更具体：“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馀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但农田树木大概不会自己耕作，他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卖画：“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因此生活并不困苦，实际上他已成为地方的名流，徐《传》说：“好事者多载酒从之。”应是事实。

南归后不久，至正十一年便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江南自此连年处于动乱之中。徐寿辉、陈友谅占有长江中游的湖广、江西，张士诚占有长江下游的浙西（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方国珍占有浙东的部分地区。兴起于淮西（今安徽江淮地区）的朱元璋，至正十五年渡江取江东（今江苏西部和安徽东部），逐步扩大势力。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改名宁越府。十九年正月，朱军攻克诸暨。此时，王冕与朱元璋有了关联。

宋《传》说：“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宾幕府，授以谘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后来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记，己亥年（1359）“上在宁越时，儒士许瑗、王冕来见，上问以时务，各应对称旨。乃留瑗等置幕府，以冕为谘议参军。冕，绍兴人，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元未乱时，尝走京师，阴与人言‘乱且作’，人以为狂。又尝仿《周礼》著书一编，曰：‘吾未即死，持此以献明主，可致太平。’及为谘议参军，自以为得行其志。未几，发病卒”（《明太祖实录》卷七，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实录》所载，显然主要依据宋《传》。另有朱元璋幕僚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朱元璋早期活动，其中说：“绍兴儒士王元章能作梅，来金华见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绍兴，着你做知府。’赐衣服遣回。”（《国初事迹》，《借月山房汇钞》本）可见，根据朱元璋一方的记载，王冕投靠朱元璋，得到赏识，但很快便因病去世。

关于王冕此时的动向另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徐《传》说：“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贼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这段记载中的“外寇”就是朱元璋军，“大帅”所指应该就是朱元璋。从这段记载来看，王冕是被迫的，但王冕到达朱元璋处很快便病死，则与宋《传》和《太祖实录》是一致的。

此外还有徐勉之《保越录》的记载。朱元璋军攻下婺州后，便进攻越州（今浙江绍兴）。这时越州为张士诚部将领吕珍占据，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十九年五月，朱军退走。事后徐勉之作《保越录》，详细记录此次战争的经过。其中提到了王冕：“郡人王冕，字元章，负气偃蹇，居九里山中。敌军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独不入。敌军执而欲杀之，自言善韬略兵机，得以不死。敌将谢同佥等资之偕行，至婺州，领见敌主于军门，献所自定官制书，陈说攻取方略。敌主大悦，即授以重任，命赴军前督众，攻取绍兴。复治攻城之具，又定决水之策，画图本以示诸将。”朱军“用王冕之计”，绝张军粮道，但以失败告终，“人马亡散甚多，颇归咎王冕，由此疏之”（《学海类编》本）。《保越录》作者完全站在张士诚一边，为吕珍歌功颂德，立场是很鲜明的。

徐《传》和《保越录》的作者，称朱军为“寇”为“敌”，都站在对立面，正好与朱元璋一方的记载互相参证。可以发现，各方记载在最基本的事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至正十九年，王冕在婺州见到朱元璋，不久王冕便去世（《保越录》只说“归咎”王冕，再没有提到王的活动）。但各方记载有几点是不太相同的。一是徐《传》和《保越录》都说王冕为朱军所俘，然后送到婺州。宋《传》和《太祖实录》都没有讲王冕投奔朱军的经过。二是朱元璋一方记载说授王冕为谘议参军，并许以绍兴知府一职。《保越录》说“委以重任”，可以理解为任职。只有徐《传》没有提及任职之事。三是《保越录》说王冕曾为朱军攻越州出谋划策，但以失败告终。其他记载中均无此事。我们可以稍加分析。关于第一点，从徐《传》和《保越录》来看，在朱军进攻时，王冕留在家中不走，不入城躲避，说明他已有归附朱元璋的想法，所以才会同意在朱军护送下从诸暨前往婺州。也就是说，王冕应是自愿投奔朱元璋的。关于第二点，徐《传》说“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实际上已透露了王冕受朱元璋重视的消息，但徐勉之视朱军为“寇”，要维护王冕的清高形象，“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因而有意掩饰，抹去接受官职的事实。关于第三点，越州之战朱军失利，朱方有关越州之战的记载都很简单。《保越录》的记载过程很详细，可信度很高，完全没有必要捏造王冕的活动。据徐《传》，王冕在应试失败后“益读古兵法”，显然以此自负。朱元璋授他官职，许他为绍兴知府，他积极为攻城出谋划策，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代诗人张宪在《天香阁观王元章梅次其所题诗韵》中写道：“君不见梅花艇子浮如萍，浮遍鉴湖八百里，胡为送死将军营。呜呼，胡为送死将军营。”（《玉笥集》卷六，《粤雅堂丛书》本）鉴湖在绍兴，诗中“送死将军营”显然是对越州之战而言。王冕应死于此战。

四

上面我们根据现有的比较可信的资料，试图勾画王冕的基本面貌。他擅长绘画，而且在政治上颇有抱负，与官场来往甚密，参加过科举考试，又曾到大都活动。处处碰壁后，回乡过隐居生活，以卖画为生。后来投奔朱元璋，但很快便病死，未能有所作为。这样的王冕，和《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是很不相同的。其实，王冕的生活道路是元代后期江南文人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形态。

元·王冕《寒梅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江南绝大多数文人士子都站在元朝政府一面，反对起义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浙东的刘基。王冕的立场也是鲜明的，“一说妖氛起，生民欲断魂。村墟空壁落，市井变营屯”“山河空板荡，民物竞萧条。白首思无策，甘心学野樵”（《漫兴十九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统治摇摇欲坠，江南逐渐为各种军事集团所瓜分，形成多方割据的局面。江南的文人士子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出路。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乱世”的概念。“乱世”是社会分崩离析、改朝换代的时代，是大多数人难以依照原来方式生活的时代。陶渊明不想做官，辞职回家，还可以饮酒、赋诗、赏菊，这样的时代似乎还不好称之为“乱世”。元末动乱是真正的“乱世”，是文人想当隐士而不得的时代。“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漫兴十九首》）动乱之初，城中人都跑到农村“隐居”躲避。但时间一久，农村、山林也难逃兵火。兵荒马乱之际，人可能被饿死，也可能在乱军中被杀死。有一定名望的人，如果要想生存，除非自己搞武装、拉山头，否则各路英雄会找上你，请你出山，共图大业。如果你不肯出山，很可能就此丢掉性命。元朝末年，江南各地文人的处境就是这样。

朱元璋渡江以后，礼贤下士，到处招揽文人、士子，有名的如秦从龙、陈遇、陶安、朱升，先后加入他的队伍。朱元璋亲自到朱升家，访问大计，请他出山。朱升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对朱元璋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朱元璋攻下婺州，“命二骑士赍令牌遍告军中，曰：‘勿杀人，勿掳妇女，勿烧房屋，违者依军法斩。’兵不离伍，市不易肆，开仓赈济贫民”（《国初事迹》），还下令重开郡学。这些措施，在动乱中很有号召力。一时文人、士子，纷纷来归，上述宋濂便应聘为郡学的经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王冕，想做一番事业，看到了机会，前去投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保越录》说他向朱元璋“献自定官制书”，应即宋《传》所说仿《周礼》写成的想要“持此以遇明主”的著作。可惜的是，他过早病死，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最后想说明一点，王冕是元代杰出的画家，但他最为人称道的艺术成就，不是画荷花，而是画梅、竹，特别是梅花。元代画史《图绘宝鉴》说：“王冕，字元章，会稽人，能诗。善画墨梅，万蕊千花，自成一家。凡画成，必题诗其上。”（夏文良《图绘宝鉴》卷五《元朝》，《津逮丛书》本）元末顾瑛说：“好为诗，尤工于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自元章始。”（《草堂雅集》卷一四，杨镰等整理，中华书局，2008）传世的王冕画作，最著名的有《墨梅卷》《南枝春早图》（即《墨梅图》）等。元末明初，江南许多诗人都有为王冕题画之作，几乎都是题梅，没有一首提到荷花。王冕自学成才画荷花，人人皆知，这又是吴敬梓的功劳，并非事实。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11期“人物春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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