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想拍摄一部卖座的影片，故事主角谋求反对的力量，俄罗斯律师希望有人买下他创作的小说，美国律师只想一切赶快过去。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影片诞生了。

文 / Irina Aleksander 编译 / 萧东兮

2015年，莫斯科的五星级酒店里，奥利弗·斯通（Olive Stone）快步来到大堂时，夏日的阳光照耀在红场上，褪成一片金色。他经过大理石楼梯，走向钢琴后方的一张桌子。几位穿着西服的生意人围在那里。

▵好莱坞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 Stone）

斯通皱了皱眉。

“还是换个地方吧。”他说。于是，在制作人莫里茨·伯曼（Moritz Borman）的带领下，他们换到另一个角落。

“这里怎么样？”伯曼问。

斯通没有说话。他打量着一对咕咚咕咚喝汤的老夫妇，继续向前走，最终选了窗边的一个位置，巧妙地避开酒店的嘈杂。

安全防范已经成为常态。自从决定开拍爱德华·斯诺登（这名美国告密者一直藏身于莫斯科）的传记片起，斯通就一下子进入角色。这位导演在拍摄《天与地》时成了佛教徒，在拍摄《大门》时亲自尝试致幻剂，拍摄《斯诺登》时与伯曼联手避开美国政府的监视—为了确定洛杉矶的办公室没有被安装窃听器，他们里里外外翻了不止一遍。

壹

斯通最近睡得不太好。影片主要场景的拍摄在一个月前已经完成，这次来到莫斯科，为的是拍摄大结局—斯诺登出演的镜头。他点了一杯低因咖啡，详细讲述了他和伯曼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频繁进出俄罗斯的酒店，总是担心有间谍。斯通说：“去年1月，莫里茨告诉我，‘斯诺登的代理人打来电话，邀你去莫斯科。’”

打电话的人是阿纳托利·库齐利纳（Anatoly Kucherena），斯诺登在俄罗斯的律师。库齐利纳代理过俄罗斯寡头、电影导演、几位流行歌星以及一位政府部长的法律事务，2012年，他曾为普京的竞选出力。斯诺登刚抵达莫斯科，库齐利纳就出现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主动要求提供服务。接着，库齐利纳创作了关于这个新客户的小说《章鱼的时间》，讲述了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的约书亚·库德逃亡俄罗斯，得到俄罗斯支持者拯救的故事。2014年1月，这部小说出版前，库齐利纳给伯曼打了电话，询问斯通有没有兴趣把它拍成好莱坞电影。

▵阿纳托利·库齐利纳（Anatoly Kucherena），斯诺登在俄罗斯的律师

“我们合作了多少影片？三部？”酒店大堂里，斯通问。

“五部。”伯曼说。

此前，在拍摄布莱克·莱弗利（Blake Lively）出演的惊悚片《野蛮人》时，斯通和伯曼闹翻了，他们几乎不和对方讲话。“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斯通说，“你知道，他是德国人，我是美国人。”

“他打来电话，我说：‘喔，又来了！’”斯通说，这跟伯曼没关系，是他自己不想再拍摄政治题材的影片了。但这次的主角是斯诺登，如果成功的话，影片或许会成为奥斯卡获奖之作。

斯通和伯曼首先需要确认库齐利纳是认真的。伯曼请这位律师寄来样书和两张飞往莫斯科的头等舱机票。第二天，他要的这些就都送来了。为了打消合作者的疑虑，库齐利纳的办公室还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的另一端，是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名雇员，也是由伯曼监制的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的超级粉丝。当周，他们就拿到了俄罗斯签证—但库齐利纳否认为斯通和伯曼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也不承认帮忙加快了签证进度。伯曼说：“到那时，我想或许库齐利纳真的能帮上忙。”

随着斯诺登成为名人、一种理想和一宗历史性事件的主导者，各式与之有关的人都想插上一脚。公民自由律师想要为他辩护，记者想要接近他，出版商紧急发售了各式畅销书，包括《卫报》记者卢克·哈丁撰写的《斯诺登档案：世界最著名通缉犯的内幕故事》和《经济学人》记者爱德华·卢卡斯撰写的《斯诺登行动：西方世界最重大情报灾难内幕》。尽管打着“内幕”的旗号，实际上，这两个作者都没有见过斯诺登。

那些接近斯诺登的人也提供了自己的版本。2014年，格林伍德出版了《无处藏身：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与监控国家》，戏剧化地回忆了自己是如何将这个故事曝光的。那年秋天，劳拉·珀特阿斯拍摄了纪录片《第四公民》，在这部情节紧张又不乏离奇色彩的影片中，谦虚睿智的年轻人总是躲在被子里敲电脑。（2015年，它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斯诺登最终在俄罗斯落脚。他原本计划前往厄瓜多尔，但美国在半途撤销了他的护照，令他滞留莫斯科。对俄罗斯而言，斯诺登就像从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或许，像普京讲的那句玩笑话，烫手的圣诞节礼物。

不过从政治角度而言，他是有价值的。在忍受了美国长篇累牍的人权演说后，克里姆林宫突然有机会大面积曝光美国虚伪的一面。

库齐利纳成了斯诺登的救命稻草，至少他在法律条款上游刃有余。作为资深律师，他获得普京任命，在俄罗斯国防部任职，专门监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斯诺登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库齐利纳花一个月时间帮助斯诺登在俄罗斯安顿下来，又用了三个月创作了《章鱼的时间》。

斯通与库齐利纳的第一次见面是场灾难。导演想见斯诺登，但库齐利纳坚持除非他们买下《章鱼的时间》版权，否则不可能安排见面。照斯通和伯曼的说法，漫长的周末过后，他们之间达成君子协定：斯通会买下小说版权—如果库齐利纳能够让他们见到斯诺登的话。

貳

当我告诉斯诺登在美国的律师本·韦兹纳（Ben Wizner），斯通透露他买下版权只是为了见斯诺登一面时，韦兹纳的音调提高了八度。“事实上，每个见过斯诺登的人—已经有几十人，都是先找到我，由我安排的。”韦兹纳说。他抛出几个名字：电影导演道格·李曼、演员杰瑞德·莱托、约翰·库萨克。库萨克给斯诺登带了些多力多滋的清爽牧场玉米片，还有电影《社交网络》和《奇爱博士》的DVD。

▵本·韦兹纳（Ben Wizner），斯诺登在美国的律师

45岁的韦兹纳2001年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斯诺登之前，他试图推动几项诉讼以加强对情报部门的监督。韦兹纳总是说，他花了几十年“撞南墙”，而斯诺登一出来，墙就一下子轰然倒塌了。斯诺登不仅透露了情报机构的庞大规模，而且揭发了政府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常态性地对公众的误导。作为斯诺登的亲信，韦兹纳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泄密事件成了立法会改革的重要背景，而玷污斯诺登的人格和对他们共同事业的侮辱，令他无比恼怒。

对韦兹纳而言，库齐利纳是个负担。2013年，这位俄罗斯律师宣称斯诺登在一家主流网站谋得职位，但这最终被证实是假的。他还给媒体发送斯诺登在俄罗斯生活的照片—在波修瓦剧院听歌剧，愉快地拥抱小狗里克。但后来，人们发现里克是库齐利纳朋友的狗。如今，库齐利纳把自己的小说卖给斯通，看上去好像美国导演要支付一大笔钱才能见到斯诺登一样。或者更“险恶”一些，似乎斯诺登处于俄罗斯官方的某种“看管”下，只能“借”给斯通拍摄好莱坞大片。

韦兹纳在美国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曾经激烈抨击他的司法部前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如今承认了斯诺登践行的是“公共服务”；奥巴马总统呼吁，对通过电话收集个人信息作出改革；2015年6月，国会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它是直接由斯诺登的泄密促成的。据韦兹纳说，斯诺登在俄罗斯的行动很自由，上电视直播，还写专栏抨击俄罗斯的人权问题。“人们可能以为，如果斯诺登不贡献些什么，俄罗斯不会让他待在那儿。”韦兹纳说，“但这不是真的。他不仅不合作，还一副挑剔的样子。”

在曼哈顿下城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咖啡厅见面时，我问起库齐利纳的书。韦兹纳透露，斯诺登还没有读过这本书。“这么说吧，爱德华知道他想要什么。如果有人满世界追杀你，你一定苦恼极了；如果你的生活总是躲躲藏藏，你一定会小心谨慎；如果有人用俄文写了一本谁也不会读的小说，你是根本不会在意的。”

韦兹纳不愿谈论库齐利纳在斯诺登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过他承认，不是什么正统角色。“主导‘律师-客户’关系的道德准则，在俄罗斯有些不同。”他说，“在美国，这种关注率很高的案子，律师几乎不可能向媒体提供客户的独家照片，也不会写未经授权的小说，还要卖给好莱坞。”

库齐利纳与韦兹纳从没见过面。不论他们如何令对方感到不安，库齐利纳谈起他的美国同行时，仍然充满热忱：“我们是一个团队！本在美国工作，我在俄罗斯工作。如果他想写书，我绝对没什么意见。”而韦兹纳表示，关于斯诺登的故事，他没有任何创作计划，不管是虚构的，还是其他形式。

叄

“任务完成。”斯通宣布。

在他结束斯诺登部分拍摄的第二天，我们又一次在酒店大堂见面。导演的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拍摄是在库齐利纳的郊外别墅进行的，但并非如想象中顺利。斯通的想法是，通过采访斯诺登来捕捉一些动情的瞬间，为影片制造戏剧化的结尾。他们尝试了几次，但斯诺登的表现都有些僵硬。“爱德华习惯用情报人员的方法来回答问题，但我想要的是情感流露，这对他很难。”斯通拍了9遍，中间休息时，他们围着库齐利纳的别墅散步。最终，斯通决定让斯诺登用他自己的方式表演。“他很合作，希望可以做得更好。”斯通说，“不过他不是演员，也不会成为演员。”

▵拍摄在库齐利纳的郊外别墅进行，斯通决定让斯诺登用他自己的方式表演。

为了让斯诺登放松下来，斯通在现场只安排了很少的工作人员。有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泄密者，甚至带着追星的兴奋心情。“突然之间，爱德华好像摸到了门道—如此脆弱，惹人怜爱，充满魅力，举止得体，多么可人的年轻人啊！”摄影师安东尼·多德·曼特说，“就好像他年轻的躯体中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他的手指就像轻轻拨弄着小提琴。”拍摄斯诺登令曼特想起之前那些声名显赫却身材瘦小的男人。“就像博诺、阿尔·帕西诺，那些人的身形都很纤细，不过当你把他们置于镜头之中，他们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

曼特参与拍摄了丹尼·博伊尔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127小时》，但《斯诺登》还是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挑战。由于在美国拍摄可能面临风险，斯通决定将拍摄地转移到德国，在那里，伯曼还设法弄到一些税收补贴。短短54天，摄制组完成了140页剧本的拍摄，整个团队从慕尼黑到华盛顿，又从夏威夷到了香港，最后回到慕尼黑。很多时候，拍摄前曼特根本来不及察看场景。为了缩减预算，他们需要将慕尼黑郊外拍摄出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郊区的效果，群众演员也是由德国人来饰演。“谢天谢地，那些德国人跟美国人没什么差别。”斯通说。

整个拍摄过程相当隐蔽，采用的是代号“萨沙”，安全工作也做得很精细。担心“萨沙”可能引起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注意，伯曼和斯通避免使用电话或者邮件讨论制作的细节。“我们靠笔记，以及在公园里长时间的散步。”

他们把剧本存储在从未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里，如果需要邮寄，伯曼会打乱页码顺序，分别发送4个邮包，找4家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往4个不同的地址。伯曼说：“或许没人会在意这些，但也有可能国家安全局正看着我们哈哈大笑，‘快看那些傻子，我们当然掌控着所有通过DHL和联邦快递投送的邮包’。”

对演员而言，紧凑的行程和种种猜疑都会影响表演的情绪。“斯诺登自己就有很大压力，我们的拍摄也是。”饰演斯诺登的约瑟夫·戈登-罗维特（Gordon-Levitt）说，“与他的经历比起来，拍电影就像在公园散步那么轻松，但正是那些触动情绪的时刻，才会在表演中帮上忙。”

为了模仿斯诺登机器人式的讲话方式，戈登-罗维特在睡觉时总是循环播放《第四公民》的音频，但他担心有些对话过于沉重。有时，斯通认为戈登-罗维特的表演方法太“纪录片”：“我尽量尝试尽可能多的戏剧化表现方式。”斯通说，为此，编剧基兰·菲茨杰拉德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改写剧本。

2015年春夏之交，拍摄接近尾声时，斯通的母亲杰奎琳·哥迭特·斯通去世了，享年93岁。弥留之际，她曾打电话到慕尼黑，但斯通认为不该在关键时刻冒险离开。“回洛杉矶的话，会耽误3天的拍摄进程。”斯通说，“我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以为自己可以赶上的。”直到葬礼那天，斯通仍在拍摄现场忙碌。

斯通飞往莫斯科拍摄斯诺登的镜头，完成影片的最后一块拼图。不过，他依旧十分担心—镜头很可能外泄，可能会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斯诺登可能不喜欢。“我希望他可以先看到影片。”斯通说。那时，他正前往纽约做剪辑，计划在夏末返回莫斯科，给斯诺登看初剪完成的样片。“好吧亲爱的，”斯通起身准备离开，“我们纽约见。”之后，他整整消失了6个月。

肆

2016年1月，我驱车前往斯通位于西洛杉矶的办公室，观看《斯诺登》样片。他的办公室在一片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装修风格十分芜杂，有部落面具、印度尼西亚抱枕、切·格瓦拉画像，还有一棵孤零零的棕榈树。

和《第四公民》一样，《斯诺登》的故事也是从香港开始的，不过这一次，演员对离奇的氛围进行了好莱坞式的诠释。演职员名单出现时，斯通进来了。他正感冒，但还是向助理要了一杯防弹咖啡（Bulletproof）。这个品牌近来相当流行，号称使用的是草饲料黄油。“应该很有营养。”斯通说。

▵好莱坞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 Stone）

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影片上映日期从2015年12月推迟到2016年5月，尽管斯通已经在全力赶工，但现在它又一次被推至2016年9月。最大的困扰是影片节奏。斯通希望能够以情节推动叙事，比如那些曾经的经典画面—《大门》里的音乐会、《挑战星期天》里的足球赛、《亚历山大大帝》里的真实战争场面。但这次，一位技术专家下载机密文档的故事情节，并不是他擅长的。“编程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斯通说，“说到底，那就是宅男，在银幕上看起来笨手笨脚的。”

为了摆脱现实的沉闷乏味，斯通将影片转化为网络惊悚片和浪漫爱情片的结合体，利用斯诺登与米尔斯（Mills）间的爱情，触发感性瞬间。影片依旧带着强烈的斯通风格。“我无法不遗余力地批判自己的国家。”谢林·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米尔斯的扮演者）说，“现在，它的双手沾满鲜血。”

影片中，斯诺登在国安局的上司被取名为柯宾·奥布莱恩（Corbin O’Brian），是奥威尔（Orwell）《1984》里反派的名字。“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想要什么自由。”奥布莱恩告诉斯诺登，“他们要的是安全。”

写过斯诺登的人，提供的多是相似的英雄主义视角。格林伍德侧重的是新闻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珀斯阿特侧重的是细腻的、充满艺术感的角色剖析，库齐利纳在他的俄罗斯小说里竭力展现的是，房间里孤独的男子挣扎在现实和良知之间。斯通的版本无疑是大片式的，采用动情的配乐，情节简单易懂，看上去会吸引大批观众，巩固斯诺登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斯诺登拒绝就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但斯通告诉我，他已经看过影片，而且很喜欢。在几个月后的圣地亚哥国际动漫节上，斯诺登通过卫星表达了对影片谨慎的认可。“对此，我感到很紧张。”斯诺登说，“但我想他做得不错。”

正如斯通预期的，斯诺登出现在影片结尾—在库齐利纳的别墅中，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朴素却萦绕着异国风情，没有刻意的摆设，背景中只有一只花瓶和几张地毯。对着镜头说话的斯诺登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隐忍克制的形象，而是努力达到电影演员的水准。

“我不再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他说，“我很高兴自己今天作出的决定。”画面逐渐隐去，斯诺登望向窗外，脸上现出一丝浅浅的、谜一般的微笑。

伍

2016年夏天，各种焦灼似乎正在消散。随着电影的完成，斯通担心的发行商开路影业（Open Road）凭借《聚焦》获得奥斯卡奖。试映会后，《斯诺登》得到同样的好评，即使人们有些惊讶，也十分乐观。“刚开始，我以为出错了。”伯曼说，过去25年里，他从没见过这么高的评分。开路影业坚持影片要在秋季公映，可以赶上奥斯卡奖的争夺。（《斯诺登》计划9月16日正式上映，斯通70岁生日的第二天。）

戈登-罗维特被斯诺登的故事深深触动，他把大部分拍摄所得捐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剩下的钱拿来与韦兹纳合作，拍摄一系列宣扬民主的短片。

韦兹纳计划在秋天向奥巴马提出申请，给予斯诺登豁免，他也希望斯通的影片能够转变公众对他这位客户的看法。与此同时，库齐利纳正在将《章鱼的时间》扩写成三部曲—接下来的情节里，国安局会向俄罗斯派出杀手“解决掉”约舒亚·库德。他希望能够参加美国的电影首映礼，在片中，他出演了一位在派对上偶遇斯诺登的俄罗斯银行家。“如果我可以申请到签证，为什么不去？”他反问。

7月，斯通和韦兹纳联手举办了美国自由公民联盟的一场活动。那天晚上，韦兹纳谈了监控和爱德华·斯诺登。活动在斯通位于洛杉矶布兰特伍德街区的家中举行。

几十名公民自由联盟在西海岸的支持者涌入斯通家的后院时，这位导演正坐在泳池边的一条长凳上，远远观察着。他谈起最近又剪掉了4分钟的片段，将影片精简到134分钟。我问他会不会到最后一刻一直修修剪剪。“不，不会了。”他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板上钉钉。”

韦兹纳在附近散步，他留意到露台上有一尊金色的佛像。好几个人在问影片中由谁来饰演他，这位律师的回答相当简练：“凯文·史派西，他背后的男人躲藏在别人的目光以外。”（韦兹纳并没有出现在电影中。）

那一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访问了俄罗斯一位安全官员。这名官员认为，斯诺登很可能与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合作。这无疑激怒了韦兹纳。“好吧，也是在这个星期，斯诺登正天天在Twitter上炮轰普京呢。”伯曼认同韦兹纳的说法，在他看来，斯诺登的批评者会认为这不过是“面具”。“他们就是这么说的！”韦兹纳说，“这简直就是预设立场的抨击，好像他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却成了普京的傀儡。”

参加活动的人陆续走进房间。房间宽敞明亮，到处布置着家庭照片。《广告狂人》的编剧马修·维纳坐在一摞DVD上，其中几套还是他自己的剧集。其他人则在四散摆放的柳条椅上坐下。整个氛围就像家长聚会，只不过少了不新鲜的饼干。

韦兹纳站起来，谈了他身为斯诺登的代理律师所作出的努力。在提问阶段，有人问在保障斯诺登的安全上，俄罗斯有多可靠。韦兹纳将这个问题交给斯通。“奥利弗现在可是俄罗斯专家。”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揶揄。自从完成《斯诺登》，斯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国家迷住了，他宣称还将拍摄一部关于普京的纪录片。最近几个月，他刚刚陪同这位俄罗斯总统观看了演出，还一同出席了莫斯科的二战胜利日大游行。“他代表了美国不愿倾听的那个声音。”斯通告诉俄新社。

谈起拍摄经历时，他的回答听起来相当沮丧：“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十分糟糕的体验。”

除了斯通，所有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