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承《文史哲》杂志邀约之赐，让我在徐国琦教授大作发表之前，便有机会深入研读，受益实在匪浅。我与徐教授认识已有二十余年，对他辉煌的求学经历和近年的累累硕果，不但了解而且充满敬意。此处能饶舌数语，妄作评论，深感荣幸，并祈望得到徐教授的指正。

16-16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一神灵时间一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一未济”、“终一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竞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

17-28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

摘要：宋真宗崇儒好文，眷遏词臣，其在位期间，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在颂美功德与缘饰札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杨亿以清忠鲠亮之气发于翰墨吟咏，首变“文格”与“诗格”，一洗唐末五代芜鄙卑弱之气。

44-57

文史哲杂志中国哲学研究

轨制的形成：孔子的经典解释进路

摘要：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的创始人，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和东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是因为他在仁学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孔子这一重要贡献的认识，需要深入到孔子的经典解释中具体分析。孔子是在六经的琢磨中，凸显个体心性修养（仁）与社会政治秩序（礼）的相关性理念的。正是在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结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两个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孔子才立定了儒家以解释经典、建构伦理一政治思想的基本轨制，从而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并给予后起儒家以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面对元典与面向道德一政治生活，是孔子足以范导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厚理由所在。

58-68

类聚的世纪：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摘要：日本人如何吸收隋唐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文化？由代表“唐风文化”的两位僧侣最澄和空海的经历，可以把握文化吸收的两种类型～简单化和综合化。公元9世纪，日本人对隋唐文化采用“类聚”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滋野贞主所编纂的《经国集》、《秘府略》等，而源顺所编纂的《和名类聚抄》则成为“类聚的世纪”的顶点。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公元10世纪才建立自己的文化…“国风文化”。此外，空海《文镜秘府论》、丹波康赖《医心房》等类书舍有不少逸文，“类聚的世纪”对中国古文献学及中日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81-88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项羽论

摘要：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贵族。项羽的命运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反映。项羽的性格，集传统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中国旧贵族群体性格的典型。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他是一个“末路英雄”，是一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项羽的败亡，昭示着贵族时代的终结。贵族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并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贵族文化的影响并未消失，通过不断变形复制，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的载体。

89-94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摘要：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问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95-107

世界宗教关系史学研究初探

摘要：“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宗教相互之间及其与区域宗教相遇的历史现象和客观过程。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世界宗教关系史，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世界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概括人们的生存状态，标明不同区域的古代文明；教际间发生关系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近代，作为信仰社会的世界宗教是人们生活群体的精神依托，它概括人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共同体不同，信仰社会是强势者有意识建构的结果，它伴随着利益争夺和暴力统治的过程，教际关系必然地呈现合作或冲突、融合或战争、陌然或排斥等交错复杂的态势。现代，世界宗教常常表现为某一政权的观念形态，它更多地概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宗教间的关系内容带有更加明显的必然性。“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使用传统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期对于当今世界宗教关系的种种现象、国际关系的宗教背景、全球性事件潜在的宗教因素等等问题，进行历史学科应该给予的描述和解释、分析和思考。

122-131

文史哲杂志审美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

摘要：学术研究有大道理大问题与小道理小问题之分，治学者当先思考和解决大道理大问题。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也必须首先着眼于其大者，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有关的“理论边界”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什么是非马克恩主义文艺理论？弄清这个“是”与“非”的界线或日边界究竟何在，是继承守正的前提，也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边界”意识，首先要强调文论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在此前提下，还应将守护边界与拓展边界有机统一起来，在内聚性的守持与开放性的外拓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守护住“主义”又使“主义”获得新的时代内蕴的创新机制；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关的“中国问题”。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无不表明，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发现和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从问题入手展开理论之思，是理论研究能否取得成就产生影响的关键。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与学界普遍强调的现实关怀意识和中国化，实质上是一致的；三、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具有方法论上的巨大优势，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时期，研究方法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基于此种状况，必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其二是逻辑与历史或者说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原则。在遵循这两大原则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些更加切近文艺特性的研究方法，也应予以发扬光大，这主要有三个具体方法：一是基于�

132-141

文史哲杂志左翼文学问题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摘要：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一一“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142-152

文史哲杂志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中国模式”建构的话语背景

摘要：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的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已经普遍性地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建构又必须抵制某些西方话语而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中国主流政治话语明显表达了抵制西方分权话语的意志。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既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又无法完全融合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模式的建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也是以一定程度的输入为前提的。

153-159

民主与法治的修辞学诉求

摘要：作为一门意涵广博的哲学学问，修辞学在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领域均有贡献。在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修辞学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与民主、法治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更是因为修辞学与民主、法治的理念深度契合，能够为民主与法治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智识支持。修辞学的“合理性”观更新了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为法治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进路，修辞学的言说理论则可以为民主社会中的人们达成共识、协调行动提供方法上的支持。

160-168

“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项目启动

摘要：2012年6月30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启动仪式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史学会、

F0002-F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