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他是《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纂人员；他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他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然而，他至今没有一张文凭，没有一个正规的学历。他就是上海学者虞万里。最近，只有专科学历的学者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即在学术界及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民众岂不知，无学历而有学识的人被重用，在“唯学历论”盛行的今天，谢泳其实并不是个案。

今天上午，虞万里先生将出现在大连图书馆与本报共同主办的白云书院传统文化讲座的讲台上。

听说记者要采访自己，虞先生真的有点诚惶诚恐，说“平生不与外面打交道，主要怕问我一些时尚问题，因为我既不看报，也不关心时事，若一时相询，不知所云，甚为尴尬”。待记者言明只谈读书治学时，虞先生便如实相告。

◎小学生，大编辑

虞万里，浙江绍兴人，1956年生于上海。他自言小学4年级即赶上“文革”开始，科班生涯结束。之后，在上山下乡浪潮中，他去了苏北盐城市的海丰农场。

197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审批了60多部字典的编纂工作，并于1976年开始运作。部头最大的是《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前者由华东五省一市负责，后者由四川湖北负责。1978年，百废待兴，《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正式成立，而此时人才奇缺，刚刚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尚未毕业，这时有人想出了向社会招聘人才的主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艺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四家联合发出招聘通知，定了三个条件：上海户口、大学中文历史文凭或同等学历、55岁以下。其实第三条的用意很明显，就是瞄准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

已经回城并在上海图书馆研究音韵学的虞万里赶上了这班车，时间已是1980年。那次招聘，有400多人报名。因为几乎是最晚的报名者，所以他当时的准考证号接近400号。成绩出来，先取前20名，又经复试，最后只要了4个人。虞万里是最年轻的一个，25岁。之后他被送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

从25岁进编纂处，到40多岁调离，虞万里头发都熬白了，真的是皓首穷经。

◎没有兴趣，莫谈学习

坊间有个习惯，但谈起治学，先要问你的家学，没有，再问师承。无数个人问起过虞万里同样的问题，他坦言，“这两样我都没有”。他家里，上辈没有一个人是搞学问的，而且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不识字，周围也没有一个大学生。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曾求教于周祖谟、许嘉璐等文字学大家，并且这些大师都希望他能考他们的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许嘉璐还许诺：不叫你抄一张卡片，不限制你的研究方向，如果本校没有招生名额，可以为他从清华、北大借一个。种种因素所限，虞万里至今没有正经上学。

那他是怎么得到那些学问的？

虞万里说：“没有兴趣不要谈学习。”一句话概括了治学路。

在农场下乡那些年，《左传》《三国志》《康熙字典》等古籍一直陪伴着他，许多古文他熟读成诵。1978年回上海后，虞万里在上海图书馆当工人。这个条件对他来说可谓得天独厚，因为在那个年代，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进入参考阅览室。那几年，他的业余时间一直是在研究音韵学中度过的。虞万里说：“每天早中晚三个班，我自己上一个班，其余两个班的时间都在馆里看书，一年365天，除非它不开门，开门我就在。”那时候没有复印机，用得着的资料全靠手抄。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袄，胳膊弯曲得又酸又痛，几百万字的资料抄下来，虞万里的胳膊累成了“网球肘”，最严重时连饭碗都端不起来。笨工夫有笨工夫的好处，想想现在，拿复印机一印，或者从互联网上下载，对于读书人来说，等于什么也没读，因为根本成不了你的知识。三年下来，馆里百分之八九十的音韵训诂学书他都看过了。所以后来到人民大学进修的时候，他的论文已基本写完了。

再反过来说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那17年，固然耗费了他的年轻时光，另一方面也成全了他。虞万里说：“它给我的收益，真是不可限量。因为每天耳濡目染，阅读引用的古书太多了，一看书名，马上就知道作者是谁。《汉语大词典》原定不收现代汉语词汇，后来才加进现代词汇，形成最终共收词347000多条的大部头。

◎文史本来不可分

1997年，虞万里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的《辞海》就是他参与审定的。2001年，他调入上海社科院，现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音韵训诂学到史学，这之间有无鸿沟？

虞万里说：“文史本来不可分，翘首老一辈的学问家，都是文史并举。现在的教育体制不行了，博士毕业，跨了行就不能做，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

说起此次来大连讲述的论题，虞万里说，这本是他2002年开始的课题。《礼记·缁衣》到底是不是孔子写的，与孔子的关系大到什么程度，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没有说，许多年来也久争不下。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其中都有《缁衣》这篇文字，与《礼记》中的《缁衣》相吻合，当然具体文字有差异。虞万里经考证认为，《礼记·缁衣》里主要的内容是孔子的话，记录下来的人是他的孙子子思。子思在撰写成文的时候，加进了自己的想法。

这里只说个大概，具体的考证方法和过程，还要听虞万里今天亲口跟大家说。

采访完毕，虞万里仍叮嘱再三，不要在报道里增加不着边际的“虚词”，他崇尚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信条是“用生命做学问，以学问为生命”。因而也希望记者以真实为新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