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本文导读：图书目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他在《和州志 ·志隅自叙》一文中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 ”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 “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 ·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 “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文史通义》命名来源。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 ?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 ·申郑》篇中说： “孔子做《春秋》 ，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 ，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思想体现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 ”，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其次，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这点前文已有论述。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 “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 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 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 、《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 ”《文史通义》还为中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 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 “方志之祖 ”、“方志之圣 ”。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 《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 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 ”的缘故。内容简介《文史通义》共 8 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 5 卷，外篇 3 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 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 《文史通义》内篇增 1 卷，《文史通义》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文史通义》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又增《补遗》 8 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 5 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至嘉庆六年 (1801 年)为止，历时 20 余年。由于版本不同， 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其一，“六经皆史 ”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 《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 《六经》 皆史也 。又说：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 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 )在《浙东学术》 中，进一步阐述：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后人贵经术， 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近儒谈经， 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氏提出 六经皆史 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 六经皆史 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 五经亦史 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 汉学 注重 舍今求古 的考据和 宋学 专尚 空谈性天 的两个极端， 六经皆史 提出学术必须 切合当时人事 ，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 经世 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对于 六经皆史 的论述，《文史通义》 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 、《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 之外，提出 史德 问题。他说：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 )具备 义、事、文 方可称为 史学 。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 义 为主，而 事 与 文 不过是求 义 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 义 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 义 与客观的 事 一致呢 ? 章氏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的态度。这里的 天人之际 ，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 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 所以，章学诚所说 史德 的内容，实际上就是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 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

(《史德》 )这是 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在章学诚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 撰述 和 记注 (《书教》 )，或称为 著述 与 比类 (《报黄大俞先生》 )，又称之为 著述 与 纂辑 (《博约中》 )。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 ，即史学著作 ;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着与史料的史学家。在体例方面，章氏认为通史有“六便 ”和 “二长 ”八个优点。 “六便 ”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 ”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 “三弊 ”，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尤其称赞像郑樵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 对于纪事本末体， 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 文省于纪传， 事豁于编年 ， 决断去取， 体圆用神 (《书教下》 )，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 四方之志 ，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 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

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 乃史体 ，与地理不同。而 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 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 通志 、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 、记载文献诗文的 文征 ，以及作为附录的 丛谈 。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 、 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崎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