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946年10月，史语所图书馆在李庄板栗坳田边上。

董作宾在《平庐文存》上撰文介绍过这座图书馆：这是第一院，是山村入口的第一所，且是一所最大的房子。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的要算大后方惟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

再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分存第三院。

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二万册。

因此，除了史语所同仁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四位研究生侨居读书；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也常有人来借书或阅览；南开大学的研究员、东北大学的研究生、中英庚款委员会补助的研究人员，都曾借住读书；还有四川大学的毕业生，自费前来读书，完成他私人的著述。

傅斯年建设史语所图书馆，重视收罗各种新材料，如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铜器，故宫接手的明清档案和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

古镇李庄 /王荣全摄

北大史学系毕业的张政烺曾任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多年。

他回忆：他(傅斯年)对图书工作要求很严格，单就购书而言，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资料。

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

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的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无所不读。

在南京的那一年里，掌握了所内藏书的家底，也锻炼了记忆力和辨析力，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自然在实现傅所长采购图书的原则时就不会出现大的误差。

购书时我注意选择那些经济实用的好书，让一定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

傅斯年（左一）与陶孟和（左三）等

日本侵华，为毁我文化，“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

南开大学于1937年7月30日遭到日军炮击，图书馆被炸。

北京大学南迁，图书及馆内设备陷落北平。

清华大学图书馆先行运走的图书存汉口，运重庆，至昆明，迁徙转运途中，大多毁于敌机轰炸。

1938年年初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只有48000册。

傅斯年早有预见。“七七事变”爆发，即安排加紧整理图书。一周之后，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

1937年年底，又移运重庆。

1940年年底，日机轰炸昆明，史语所迁徙四川。

上百人的机关成建制地搬迁已很困难，更难的是上百吨文物书籍的转运。

傅斯年求助妻兄、老友、兵工署署长俞大维。

10月8日，傅斯年致电朱家骅：“俞部长将通行事全核准。乞电谢。移费承热心设法，同仁均感。人及物均已开始移运。”

史语所图书馆，吸引着莘莘学子。

跟随傅斯年去李庄读完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邓广铭写道：“1940年冬，昆明常有敌机轰炸，傅先生决定把史语所迁往四川……

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

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

1945年9月22日，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慰梅与英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捷因参观史语所，董作宾接待了他们。

费慰梅专门注意到这座图书馆。

她写到：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

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

这个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