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下去？引导青少年学生走进经典，直接阅读古代文化典籍是最直接的方法。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是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学生国学丛书”的新编版。“学生国学丛书”是本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一贯宗旨编选的，阅读群体主要是当时的中学生。201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套丛书“激活”，出版了由王宁教授主持、顾德希老师做顾问的“学生国学丛书新编”。近日推出了《文史通义》，今刊本书校订者赵芳媛所撰写的新编导言，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

《文史通义》新编导言

文丨赵芳媛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家，代表作有《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所著《文史通义》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书“上探班（固）刘（歆），溯源 《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 [1]，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巅峰之作。梁启超誉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2]，并将章学诚称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3]。此外，该书能够通论文史，“不仅是史学评论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的奇葩”[4]。既与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亦能在文学批评领域媲美刘勰的《文心雕龙》。

[1] 章学诚: 《与严冬友侍读》，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04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

[4] 仓修良《谈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第19页。

壹

尽管《文史通义》在文史理论阐释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谈阅读《文史通义》时就说：“《文史通义》是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书，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一部书，但这书也确实不好读。我喜欢阅读，是因为它有功力、有见识，提出来的问题耐人寻味。说它不好读，因为它涉及的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它有多方面学术渊源的继承关系，还有作者所处时代之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及作者所特有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读这部书，是须下功夫的。”[5]

[5] 白寿彝《〈文史通义校注〉书后》，《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 2 期。

公元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正式开始《文史通义》的撰写工作，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间，章氏“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6]，“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7]，只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8]，尽管笔耕不辍，但直至章氏64岁逝世时也未能完成原定的写作计划。因此，《文史通义》只是单篇文章的汇集，诸篇论述范围广泛，内容稍嫌庞杂，联系相对松散，不仅没有统一且严格的义例，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章氏59岁时原本打算对《文史通义》进行一次全面的编选、整理与修订，在《跋丙辰中山草》中写道：“所草多属论文，是其长技，故下笔不能自休。而闲居思往，悼其平日以文墨游，而为不知己者多所抵牾，而谬托于同道也。故其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庶伸后之览者，犹见其韧心尔。”然而五年之后，章学诚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编订《文史通义》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不过章氏临终前曾将《文史通义》全稿托付给好友王宗炎编排、校订；章氏过世后，次子章华绂不满王宗炎的编排，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但是这两种本子均未能反映章氏本人的编撰思想。后来在这两种本子的基础上，经过学者专家们的广泛搜集与潜心地整理、研究，又陆续刊行了多种版本的《文史通义》，但是各本收录篇目的数量、内容出入颇大。这部未定型且编排也不够理想的《文史通义》，不仅给学者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得普通读者望之而却步。

[6] 章学诚《上韩城相公书》，《章氏遗书》第24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7] 章学诚《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章氏遗书》第24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8] 章学诚《与邵二云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66页。

1929年，经章锡琛先生编选并注释的“学生国学丛书”本《文史通义》正式刊行。本版《文史通义》所收篇目数量虽少，仅有19篇，但每一篇都是章氏的精粹之作。在篇目的编排上，章锡琛先生也是煞费苦心，书中首先编列了集中反映章学诚对道德学术见解的《书教》至《浙东学术》六篇；其后《文德》到《古文十弊》七篇，皆为论文之作；再后《史德》迄于《史篇别录例议》4篇，均为论史专文；最后的《杂说》《说林》二篇，则是没有确定主题、内容广泛的杂论，反映了章学诚在为人、治学、撰文等方面的所思所感。章锡琛先生依据文章内容有条理、有系统地选文编目，为初学文史理论的普通读者开辟了一条入门之径。

贰

对于《文史通义》这样一本综合研讨文史理论的专著，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阅读？需要注意哪一些问题？这是初学者很关心的事情。

首先，阅读《文史通义》时要结合章学诚本人的学术立场来思考。

在《文德》篇中，章学诚深刻继承并系统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其评论文史时所秉持的原则与态度——“论古必恕”。他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又说：“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9]章氏在品评文史时“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今天我们阅读《文史通义》时，也应当结合章学诚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及其本人的学术取向与立场，才能真正读懂、读通，才能切实地把握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9] 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序》，《章氏遗书》第16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比如，《古文十弊》是章学诚在文学评论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文中提出古文有“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屦”“私署头衔”“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优伶演剧”“井底天文”“误学邯郸”十大弊端，主张文章创作应当注重内容，反对机械复古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些看法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如若我们将此“十弊”视为亘古不易的文学评判标准，那就矫枉过正了。想要真正理解章氏所谓的“古文十弊”，就必须联系文章创作的学术背景以及章氏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倾向。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代，正值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鼎盛时期。桐城派的文章效法唐宋古文传统，在内容方面，讲究言必有物，却充斥着浓厚的封建道统思想；在形式方面，标榜“法式”，却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主张为文应“经世致用”，反对空言著述，因此对桐城派这种空疏浮华、脱离实际的文风极为不满，于是他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以史学为中心，评断桐城派古文创作中存在“十弊”。因此，对于《古文十弊》一文，我们只能说它切中“时弊”，不可欣欣然以之为衡量一切古文的金科玉律。

其次，阅读《文史通义》要注意把握章学诚独树一帜的文史理论观点。

由于清政府施行刚柔相济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乾嘉时期的学术界一改清初顾炎武等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绝大多数专事先秦经史文献的训诂考据，考据学也就成为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然而，章氏治学却不为时潮裹挟，他明确提出：“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义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因此，身处考据学风靡的学术环境之中，章学诚依然坚守自己的学术观念与立场，选择成为一个“叛逆者”。他不赞同乾嘉之学“为考据而考据，博古却不通今”的做法，而是重拾被乾嘉主流学术所抛弃的“经世致用”思想，强调“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原学下》），提倡“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史释》）。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独树一帜地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命题，并进行系统的论述，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理论学说。在封建社会，“六经”地位崇高，而章氏的理念则是把“六经”拉下了圣坛，他将“六经”当作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使史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大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为清代后期及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文史理论议题上，章氏亦常发人所未发。他一改唐宋以来史家偏重史法、史学而忽视史义（又作“史意”）的做法，在《史德》篇中分辨史学三要素——义、事、文的关系与重要性，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强调应当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史德”，去客观地记述“史事”，去阐发随时代变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别识心裁的“史义”，只有具备“史义”的“史”，才有“经世”之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章氏对前人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说而形成的固有观念提出质疑，认为“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于是，他创造性地将历代“史文”写作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指出二者在性质、任务、功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著欲来者之兴起”。“记注”即史料汇编，需要编者具备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即“智”），以一定规制的体例（即“方”）加以编纂，尽可能全面地储备历史资料，其目的是使后人不忘往事；“撰述”则是历史著作，需要著者在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之外，还要在思想上具备远见卓识与独断精神（即“神”），可以灵活运用各种体例（即“圆”）对史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成一家之言，“经世”“知来”以嘉惠后人。尽管章学诚说“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报黄大俞先生》），但是很显然他认为相较于“记注”，“撰述”更为重要，是真正的史学。

最后，阅读《文史通义》要关注章学诚着眼学术整体、探讨学术流变的研究导向。

钱穆先生曾评价章学诚，指出：“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10]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章氏在《文史通义》诸篇中品评文史，总是着眼于学术整体、探讨学术流变，比如《诗教》篇中，章学诚从学术发展史的整体视角，探讨了文学文体的渊源与流变，他提出“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后世之文体备”，认为在“周衰文弊，六艺道息”之后“奇邪错出而裂于道”的战国诸子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又“多出于《诗》教”，且“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后世赋、论等文体“皆备于战国”，因此，只有“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在《书教》篇中，章学诚以鲜明的历史发展视角，考察了史体从《尚书》到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再到纪事本末、由通史到断代史的演变情况，总结并展现了中国史体演变的主要趋势。

[10] 钱穆《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3页。

总的来讲，本书编录诸篇汇集了章学诚在文史理论研究方面的精华，对普通的读者来说，文章虽然有些艰深，但借助章锡琛先生的精审注释，去耐心阅读与体悟，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

图书

信息

《文史通义》（学生国学丛书新编）

王宁 主编

顾德希 顾问

章锡琛 选注

赵芳媛 校订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文史通义》是清朝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与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本编为民国时期著名编辑出版家章锡琛特为当时的初学者选编，选《书教》《浙东学术》《文德》《古文十弊》《史德》《杂说》等集中反映章氏对道德学术、文章、史学见解的代表性篇目19篇，以供初学入门。注释博约精审，多注名物典故，要其选目注释，皆以津逮初学为目的。现又经当代学人校订，查漏补缺，力求便利初学者，可谓入门佳选。

作者

简介

选注者：

章锡琛，现代著名编辑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创办开明书店，担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等职，主持拟定新中国第一个“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著有《马氏文通校注》《助字辨略校注》等。

校订者：

赵芳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学、汉语词汇语义学、章黄学术史等。

目

录

新编导言

原书绪言

书教上

书教中

书教下

诗教上

诗教下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学上

原学中

原学下

博约上

博约中

博约下

浙东学术

文德

文理

质性

黠陋

俗嫌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史德

史释

方志立三书议

史篇别录例议

杂说上

杂说中

杂说下

说林

★ 导读：名师指点阅读门径

★ 选文：名家甄选名篇名文

★ 注释：大家斟酌历代精注

★ 目标：在阅读中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基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朱经农两位先贤于1926年至1948年期间编辑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选注者为当时教育界、学术界知名学者，如胡怀琛、叶绍钧、沈德鸿、傅东华、庄适等等。丛书从“经、史、子、集”中精心选录极有价值之著作，辑注精要篇章，加之长篇绪言，无论是选目还是选篇，都堪称经典，具有永恒的阅读价值。新编的理念与本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理念一脉相承，在充分尊重原选注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时代需要，规范文字，校订勘误，撰写现代导读，配以历代图画，辅助了解思想内容，专为当代中学生提供课外自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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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国学丛书新编（共40种）

王宁 主编

顾德希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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