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按照清朝科举制度，举行了顺天府乡试。由于很多寓居北京的外地读书人和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顺天府乡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乡试考点之一。正在国子监学习的章学诚也参加了这次乡试。此前章学诚曾三应乡试不中，这是第四次了。按照规定，乡试分三场，头场四书文，二场五经文，三场策论。章学诚认真备考，细心答卷。其头场、二场试卷非常成功，受到了顺天乡试主考官陆宗楷的欣赏，准备置于拟录取的卷子中，及至看了第三场策论，却将章学诚黜落为副榜，导致他第四次冲击乡试失败。一般来说，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官重点阅评的头场、二场试卷，尤其是头场的四书文，基本上为能否得中定下基调，第三场策论只是作为参考；何况由于应试试卷数量庞大，阅卷量繁重，不少考官甚至根本不看第三场。章学诚却异常倒霉，被第三场策论毁掉了前程，这是什么缘故呢?

章学诚像

章学诚事后回忆说：“戊子乡试，以国子生修《国子监志》,与国子长官争论义例，既不合矣。其秋主试，即此长官，发策即问《监志》义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史氏诸表侄论策对书》)原来，乾隆三十二年(1767)秋，朝廷命令国子监编纂《钦定国子监志》,由于史学方面的才华受到国子祭酒欧阳瑾、国子司业朱棻元的赏识，章学诚加入了这个编撰班子。而章学诚说的“国子长官”正是陆宗楷。陆宗楷曾于乾隆十二年(1747)任国子祭酒。陆宗楷在国子监任上，已经进呈了一部《太学志》,但其中叙述的历代沿革掌故，非常冗杂，从唐宋以前开始拉杂收录，没有清晰的时间上限。实际上，与清代国子监关系最密切的是元明两代的国子监，与元以前的国子监沿革关系不大。因此这部《太学志》经朝廷组织力量审核，被打了回票。风水轮流转，已任兵部尚书的陆宗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兼职管理国子监事务，成为凌驾于国子监祭酒之上的分管大臣，因此，这次国子监编纂《国子监志》,他不但插手很深，而且重搬当年《太学志》的老套。而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反对无限制地扩大追溯沿革的时间范围，因此考前已经与陆宗楷发生了观点分歧，不料陆宗楷在乡试中竟以《国子监志》编纂体例出题。有些关心章学诚的人事后说，这样的主考官出了这样的考题，倾向性一目了然，章学诚在试卷中坚持己见岂非自找苦吃。但章学诚后来说：“这些人是不理解我啊。我平生不能作违心之论，主持考试的考官，对我的观点或好或恶，或无意中黜落我的卷子，或非常欣赏，这都是命中定数，非我主观所能左右。何况，我对于科举从来就没有志在必得，更不会去揣摩考官的意图。”虽然乡试失利，但章学诚并没有退出《国子监志》的编撰班子，而是断断续续地维持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才正式退出。章学诚为了坚持正确意见而痛失功名，得到了当时国子监司业朱棻元的同情。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国子监志》成书，朝廷奖励参加编撰的出力人员，朱棻元此时仍在国子监任司业，他没有忘记章学诚，为其请奖，章学诚由此获得了一个“国子监典簿”的头衔。此官为从九品，但这只是头衔，并不需要上任，亦无俸禄。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式进呈乾隆皇帝的《钦定国子监志》,其沿革部分只从元代开始，元以前极为简略，呈现出“略古详今”的格局，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章学诚的主张是正确的，他的坚守和牺牲也是值得的。

那么，为什么章学诚这样坚持“略古详今”呢?作为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始终认为，史学要为当代服务，而编制各类志书(包括地方志和部门志)是史学为当代服务、为现实服务的主要渠道。他非常反对当时很多方志编纂者把地方志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炫耀个人博学的装饰品，更反对将“沿革”作为方志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章学诚指出，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正在发生的当代史和过去不久的近代史：“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因此，当有人质疑章学诚把方志材料搜集的重点放在“三数百年之内”的时间范围内的主张时，章学诚的回应是：“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时殊势异”就是时代转型、社会变迁、经济发展，30年左右就是一个周期，应该遵循这个周期及时更新方志的内容，至于历史上的地理沿革，地方的府州县的地理沿革，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已经交代得很明白，无须在新修方志中又把这些东西重新抄一遍。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书影

不但方志要切于实用，为社会服务，一切学术亦都应该立足于此，章学诚说：“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文史通义·史释》)学术不是徒为美观的摆设(“鞶帨之文”)，也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射覆之学”)，而是利国利民的实学，章学诚正是以郁郁不得志的仕途和穷困潦倒的一生，实践了这一信念，值得今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