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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梵文研究期待中国更多参与

世界梵文研究期待中国更多参与世界梵文研究期待中国更多参与---李炜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因茨大学求学14载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杭州佛学院和浙江大学教授梵文课。

新华网杭州5月14日电(记者程云杰)在国际梵文学术界日益将梵汉佛经对刊视为前沿研究的今天,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梵文佛经文献出土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学者对相关研究的参与度和贡献仍显不足,受访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应尽快加强梵文学科基础建设,形成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更多参与国际研究合作。

德国美因茨大学印度学学院康拉德·迈希西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梵文作为古印度的文字,它所承载的语言和文化在亚洲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特别是中国,以梵文为主要记载文字的佛教原典被译成汉语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未来要提升梵文研究水平,西方学者必须要和印度以及中国的学者展开深入合作。

李炜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因茨大学求学14载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杭州佛学院和浙江大学教授梵文课。他曾和德国同事一道用三年时间完成德国科学研究会的梵文科研项目,对佛经中善财的事迹,用梵文原文与古汉语译文、古藏语译文、于阗语译文进行了比较研究。

李炜说:“德国科学研究会的科研项目申请非常严格,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之所以能胜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德国传统的梵文研究里要增加汉梵对比的研究、拓展梵文研究的视角;而这项研究1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却很少。”

由于梵文和德文同属印欧语系,德国学术界对与梵文有关的语言学、印度学和宗教历史都有着深厚的研究传统。李炜认为,虽然中国的梵文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但拥有着明显的文献优势。

“佛经汉译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工程之一,中国历代学者翻译了1000多年,对研究思想史,翻译史,语言史,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意义。欧洲的梵文学者都非常关心汉译佛经和梵文原典的关系,但是梵汉对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因为古汉语和梵文对欧洲人来说都是比较难的语言,要精通并不容易”,他说。

美因茨大学印度学教授阿尔穆特·德格讷认为研究佛教如何自印度进入中国,掌握梵文至关重要。她说,很多存世佛经都是以梵文和汉语撰写,过去20多年,全球很多国家的梵文学者都在研究梵汉翻译的策略和方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对佛教传播的影响,如果中国能推进梵文教育和梵文研究,那么这个国家对世界梵文研究的贡献将会非常巨大。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指出,中国唐朝以前的古籍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大量都失传了,而从东汉开始,一批僧人把梵语佛经原典翻译成汉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批佛经材料的宝贵,不光是对汉语史,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哲学产生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学者以前对这批文献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些年,透过这些文献去研究汉语言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可是要利用这些佛经文献,首先要把它的语言面貌描写清楚,利用梵文的材料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推广梵文教育迫在眉睫”,他说。

“如果不懂梵文而去研究佛教或印度学,就像是不懂英文去研究莎士比亚,很难成为专家”,李炜说。

要推广梵文教育,学者们认为首先要摆脱认识上的误区,不少人认为梵文是“死的语言”,“没有生命力了”。德格讷教授建议不妨换个角度理解,“古汉语和古希腊语现在也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是这些语言依然是文化的载体。只要人们对这些文字承载的文化感兴趣,这个语言就依然是有生命力的”。

迈希西教授也提出,就像中国人的书面用语中会大量使用古汉语词汇一样,大量印度人使用的各种方言里也会融入很多梵文词汇,梵文依然是现代印度语言的宝库。

李炜说,他在德国求学时班上学习最好的是一位70多岁退休的同学,他自己42岁赴德学习印度学和梵文,55岁拿到博士学位,在班上还算是青年人。“这们学科和任何其它学科一样,只要花时间,踏踏实实的学习一定会出成果。”

在浙江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的马来西亚留学生许丽珊说,学习语言学最大的动力是好奇心和兴趣。“有的人可能会被梵文的复杂语法规则吓怕了,但我却觉得越复杂越好玩。在我的心里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想问这语言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语言跟语言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学习不同语言就像是把语言解构之后再组合,借助其他的语言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一种语言,这个过程很挑战人的思考力,但是也很有趣。”

除了认识上的误区,学者们也提出中国急需编写适合汉语读者的梵文学习教材和字典。德格讷教授说,梵文学习对不同母语的学生挑战是不一样的。汉语和梵文分属不同语系,目前国际通用的教材主要针对以印欧语系语言为母语的学生,中国要发展梵文学科,不能没有适合中国人的教材和教学工具。

毕业于印度瓦拉纳西大学印度哲学系的吴承庭来自台湾,目前在杭州佛学院学习梵文,李炜是梵文课的授课老师。吴承庭坦言在印度透过英语来学习梵文就像“隔了一层纱,一直很懵懂”,如果能有专门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编写的教材,那些横亘在文化和语言差异上的难点就会讲得更有针对性。

李炜博士说,除教材外,字典也是大问题。目前世界上最全的是德国学者编的《梵德词典》,中国人常用的是日本学者翻译的《梵和大辞典》。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学习工具和教材两个基本问题,梵文学科建设才可能有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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