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我们摘编了邓绍基先生为王树林先生《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期待金元诗文研究的繁荣》。邓绍基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研究中《元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于当时而言，元代文学尤其是对元诗的研究尚且处于积累奇缺的“冷寂”阶段，邓绍基先生便以此为切入点，梳理出元诗的发展脉络，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在本文中，邓绍基先生提炼了自己研究金元诗文的心得要领，并提出金元文学研究的六大抓手：一是先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元人宗唐的种种言论、见解，研究他们在追求什么和扬弃什么；二是找出有代表性的作家，考察他们的实践；三是考察他们言论与实践的一致与差别；四是要考察元人宗唐与宋金人宗唐的联系与差别；五是从诗艺的、美学的角度作阐发；六是从中国诗歌发展意义上作评价。

去年冬日，王树林学人赐寄《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著作（打印稿），问序于我；转瞬新年履端，一月三日，他致我电子邮件，辱蒙贺岁，并再次嘱我写序。为了不辜负树林学人的盛情雅意，我不辞谫陋，抒写若干感言，权作序文，敬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金代文学研究专家、时任《社会科学战线》主编的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学发凡》行将付印、出版之际，嘱我写序，我在序文中说：我对金代文学缺乏研究，但我参与编写《元代文学史》时，深感金元文学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不深切了解金代文学，就很难贴切地说明元代文学的若干重要现象。

即以散文来说，为了清理元代散文发展的线索和特点，必须上溯到金文，注意和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影响的轨迹。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注意到金代文坛出现过宗唐和宗宋文的不同倾向，金室南迁后出现的雷渊和王若虚论文的对立，即为有代表性的例子。

还出现了要跨越唐、宋，直追先秦散文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雷渊的老师李纯甫。刘祁《归潜志》记李纯甫“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为之一变”。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返古观点的影响，元初北方散文家中最著名的姚燧和卢挚以及稍后的元明善，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倾向。

姚燧曾自言他学文是从韩愈文开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刚古邃之风。对他的这类文章，当时有“读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犹寡”的说法。但姚遂并没有轻视宋文的言论。卢挚则不同，他认为宋文章家中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所以他要直追先秦古作。元明善为文主张“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元史》记他“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谐”。

很明显，姚遂和卢挚的古文见解与实践接近于金代的李纯甫。金代还有一位文章家赵秉文倒是宗宋文的，他是南渡前后的文坛盟主，他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超过了李纯甫。

在研究元诗的发展时，我也注意到元代宗唐风气可以上溯到宋、金。元末明初人瞿佑的《归田诗话》说元代诗坛“举世宗唐恐不公”，我发现，实际上元代“举世宗唐”的局面是由两股潮流合力形成的。

金代后期诗人宗唐，南宋末年诗人也开始宗唐，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宋末元初如戴表元、仇远、白珽等人的宗唐（仇远说“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从其言论及创作来看，尚未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之分，因此诗歌创作上也呈现各种风姿；而金代诗人如元好问等则主要推崇盛唐，重豪迈，崇清壮，关于金代宗唐的起源问题，我认为基本上是从赵秉文开始的。

赵秉文的老师王庭筠推崇宋代苏轼、黄庭坚，而赵秉文后来改弦更张，主张学习唐诗。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师承家法，不能越雷池一步，赵秉文此举因此被人目为与老师争名。赵秉文改变门庭，改崇宋为宗唐，这是传统师承家法上的一个叛逆，也是金代诗风的重大转变。

以上说明，为了研究元代诗歌的发展，我们必须上溯到金代文学。树林学人在《金末文风嬗变与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一文中对金末文风嬗变的论述比较充分，由于所据材料大致相同，他和我有类似看法，但他的细致之处却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他对元好问古文主张的阐述更显全面，他指出元好问固然推崇他的老师赵秉文，但实际上他既纳赵秉文为文之创新方法，也取李纯甫为文之创新精神，也可以说，他总结了南渡后各家文章之长，融汇变通，实际上是独标“唐宋文派”。

我认为树林学人的这个见解是符合元好问实际的，同元好问的诗歌见解正相合榫。金代诗坛原本主要受宋代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也就是以承继宋诗为主要特征，南渡后发生明显变化，出现宗唐的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赵秉文，刘祁《归潜志》中说：“赵闲闲（按：即赵秉文）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

又说：“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也说：“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自己实是融汇唐宋诗派的大家，我在《金元诗选》前言中说：“元好问是推崇唐诗，并挫笼参会唐宋诗歌名家、终为名家的人。”

所以，我想树林学人提出的元好问“独标唐宋文派”之说，确与元氏的诗歌见解相一致。我以往的有关论述中，有所忽略。但我对树林学人关千元好问“独标唐宋文派”之说也有所补充，我总觉得，元好问的主张与实践有误差，他虽然实际具有“唐宋文派”的主张，但从他的诗歌实践看，受盛唐诗歌影响比较明显，而从他的文章实践来看，或许更近宋文路数。

王树林学人的《程钜夫江南求贤与元初南北文风整合》一文对我也有启发，我在有关论述中大抵把元代南北文风汇合的起始定在赵孟頫和袁桷先后进京那个时段内，树林也说“为南北文风融合做出较大贡献的首先要提到赵孟頫”，而赵孟頫进京正是程钜夫江南求贤的成果之一，所以树林重视程钜夫的作为，这样也就把江南求肾不仅看作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影响文风整合的重要文化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识见。

此外，树林学人很重视程钜夫作为在南宋临亡之际即进入北朝的南方文人与那些北方名士交往的情形，他说到的翰林和文史清要之官有“四王”，即王磐、王构、王恂和王恽，还有阎复，其中王磐是金代进士，堪称元老，他与程钜夫关系甚善。

王怕是忽必烈之子、太子真金的老师，真金周围有不少文学之士，他们对真金的影响较大。这些北方名士与蒙古时期的东平府学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直接间接与元好问的影响有关，元好问曾在东平主持过地方性的科举考试。我尝思考，如果没有元世祖忽必烈对南士的重视，如果没有元仁宗力主实行科举取士，包括文风在内的南北文化的整合或许会呈现另一种历史面貌。

而程钜夫先是执行元世租的政策，后来在元仁宗实行科举过程中，他也积极行事，起过重要作用。所以，论说南北文风整合命题确实应当提及程钜夫的作为。树林学人重视程钜夫，足见其识见之周全。

树林学人很重视文士之间友谊交往的文化意义，他在《马祖常散文的文化成因及审美特质》一文中把马祖常的广泛的人际交往与接受文坛风气联系起来考察，其间说到南士袁桷、虞集和贡奎等，北士王士熙、曹子贞和许有壬等，都是马祖常的文章好友。

他们学问淬砺，诗文切磋，实际上也有助于南北文风的进一步交流并汇合。当然，马祖常活动年代已在延祐以后，那时他的师长姚燧已经去世。《元史·姚燧传》记姚燧“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树林学人对此类记载持又信又不信态度，我也持此态度。

本来，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但这并不妨害全局意义上的南北文士的交流以及与这种交流密切相关的南北文风的融合。而且，相反的实例也不少，我在《元代文学史》中曾说到：虞集在大德、至大年间的京华文士中属后起之秀，南北“元老”卢挚、姚燧和程钜夫、赵孟頫曾与他同席论文，并得到这些“元老”的激赏。结合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不仅仅表现为一个提携后进的佳话，而且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

金元诗文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由于前人的积累较少，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文献资料校正的问题。元代诗人萨都剌的《雁门集》中就有他人作品混入，卢琦的《圭峰集》中他人诗作更多，还有编集人故意作伪现象。我的同事杨镰先生正编纂《元诗全编》，他说此类问题不少。

我在杨宏道的集子里，偶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元诗四大家”之一杨载的诗歌，还有送张雨的诗。杨宏道去世的时候张雨还在南方，未到大都，怎么会有杨宏道在大都送张雨回南方的诗呢？

树林学人告诉我，杨宏道集子里混入别人的诗作不止一两首。树林学人对文献研究本属当行，他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他所写的《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作者考辩》和《蒙元北方十家文集考略》等都是颇见工力的文章。

总之，树林学人的这本著作内容丰富，既涉创作论说，更多实证考辩，时出新见，常有创获。我尝说过，研究金元诗文，既有困难，也多机会，像树林学人这样踏实用功，孜孜以求，多有收获是意料中事，天道酬勤，事在人为，付出努力，必有回报。我衷心祝贺树林取得的研究业绩。

最后略谈感想。二十多年前我参与编写《元代文学史》时，深感元代诗文研究的冷落，我常常举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在这些著作中有充分的论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较多的论述。

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却说不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来。

因为通行的文学史著作缺乏这方面的内容，于是我不计成败利钝，总想就元代诗文的发展理出一点脉络、线索，在诗歌方面，我发现了元诗的“举世宗唐”现象，经历了唐、宋两大诗派，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现象，于是我就把这宗唐之风的始由稍稍理了一个线索，并分为前后两期。但也有人不主张分期，认为元代历时不长，很难分期。

这且不说，重要的是，即使把宗唐风气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基本上也还属于表象，只见经络，还不是血脉。按照我当时的设想，真正研究元诗的“举世宗唐”现象，至少应该从六个方面着手。

一是先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元人宗唐的种种言论、见解，研究他们在追求什么和扬弃什么；二是找出有代表性的作家，考察他们的实践；三是考察他们言论与实践的一致与差别；四是要考察元人宗唐与宋金人宗唐的联系与差别；五是从诗艺的、美学的角度作阐发；六是从中国诗歌发展意义上作评价。

《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第十七章第三节《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都是由我执笔，相对而言，我对元代散文发展的梳理展开得不够，论述过于局促。

至于金元诗文之间的关系，重要的还不只是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也不只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无继承、影响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们的同与不同，也就是同中有异的内涵，从而有助于深入地探讨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命题。譬如文学史上的种种理论和主张，大抵有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元初以卢挚为代表的轻视唐宋古文，而主张返回先秦两汉的观点，实际上开了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先河。

元末朱右编《八先生文集》，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在散文方面以唐宋八家为宗的主张实际上也开了明代“唐宋派”尊奉“八大家”的先声。

由于元代诗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总之，对金代和元代诗文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发掘。包括系统论说和个案实证的发掘。我高兴地看到，有一些中青年学人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不少成绩，但我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古人和今人编有《全金诗》或《全辽金诗》，还有《金文最》和《全辽金文》等。现在《全元文》已经出齐，《元诗全编》也将问世，它们为金元诗文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有巨大的意义。

我一向认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

首先，此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著作；再次，出现一批专攻或兼攻此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

我看金元诗文研究的奋斗目标也大致如此。我期待着出现一个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金元两代诗文研究的繁荣局面。我也希望树林学人作出更大成绩。

原文来源：邓绍基先生为王树林先生《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期待金元诗文研究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