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与其“国朝文派”的整体性内涵·从“借才异代”到“国朝文派”

清人庄仲方在其《金文雅序》中曾言：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

这便是有名的“借才异代”之说。“借才异代”，颇为恰当地道出了金初文坛的性质，同时，也揭示了金初诗歌与宋诗的“血缘”关系。金朝作为女真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原来的文化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几等于零。史料载其原始文化形态云：“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连文字都没有，基本上处于“结绳纪事”的阶段。但是，金代文学有一个相当高的起点，有不可小觑的成就，令人不能不思考其原因所在。“借才异代”当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金初文坛还没有生长于金源文化土壤、属于金源自己的文学家，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辽宋等异朝的汉族文人。其来源有两部分人，一是由辽入金者，一是由宋入金者。由辽入金的文士主要有韩昉、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人，由宋入金的文士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人。由辽入金的文人所存诗文作品寥寥，入金后罕有文学性的篇什存世。他们更多的是发挥了政治才具，如韩昉作为金熙宗的启蒙老师，在政治思想、治国方略上对熙宗影响很深。而由宋入金的文士，则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成为金代文坛的首批作家。现存的金代初期的文学作品，都是出自于这些文士手中的。从诗的角度看，金初诗坛的诗人，几乎都是由宋入金的汉族文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诗歌创作气氛浓厚的北宋，谙熟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如宇文虚中)在宋时便是著名的诗人。入金以后他们创作了许多作品，《中州集》里录存宇文诗50首，吴激诗25首，张斛诗18首，蔡松年诗59首，高士谈诗50首，几乎囊括了整个金初诗坛。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从风格上、体貌上，都带有很深的宋诗色彩。尽管由于环境转换等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异，但它毕竟是“移植”自宋诗，与宋诗有直接的“姻缘”，在诗的体式风貌上与宋诗相仿佛。因此，以“借才异代”来说明金初文坛，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借才异代”只能说明金代文学的启动阶段，却不能概括其整体性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流程中，金源文学不断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的独特气派。为此，金代的大文学家元好问在其编选的《中州集》中提出“国朝文派”之说：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中州集·甲集》蔡珪小传

这段话同“借才异代”的议论联系起来，正可以看出金代文学从初期到中期的发展脉络。由此又可以得知，“国朝文派”的提法，是由大定、明昌时期的诗人萧贡首倡的。萧贡，字真卿，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等职，以户部尚书致仕，故称“萧户部”。卒后谥为“文简”。《金史》卷一○五有传。萧贡不仅有良好的政声，而且识见卓拔，议论剀切。他是当时的重要词臣之一，首任国子祭酒，在当时文坛上是颇有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人物。元好问评价他说：“博学能文，不减前辈蔡正甫。”(《中州集·戊集》)可见，萧贡在文学上是与蔡珪有某种承绪关系的。

萧贡称蔡珪为“国朝文派”奠基人的观点，看来是得到当时文坛的普遍性认同的，元好问说是“天下迄今无异议”。遗憾的是，萧贡的原话早已湮没无闻。这里想指出的是，元好问在《中州集》里重提这个观点，其意义和分量都远远超出萧贡当时，且具有总结概括的性质。如所周知，《中州集》编于金亡之后，元好问是以对金源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历史责任感来编选《中州集》的。元好问自叙其编选《中州集》的经过与动机时说：

岁壬辰(1232)，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刘邓州光甫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为一编，目曰《中州集》。①

遗山是抱着存留一代诗史于人世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在《中州集》的编选工作完成之后，遗山题诗云：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这里充满了对金源一代文学的深情，要使之永恒地存在时空之中。元好问在金源后期和元代前期，已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国朝文派”的概念虽未反复出现于其诗文论中，但当他重提萧贡的话来概括金源文学的发展趋势时，所持的眼光和立足点应该说是对金源文学的一种全面审视与判断。

注释

① 《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见《中州集》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