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先生前文中所称袁守和先生，即袁同礼先生，“守和”是他的字。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说，“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

唐德刚的中国近代“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就是以袁同礼先生为例来说明的。他说，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社会文化发展，只有“现代化”程序，而没有“转型”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在西方，现代化运动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

既然“向西方学习”，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即“西式”、“洋式”。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从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到文物制度、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等等，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各行各业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带头人。

唐先生列出了一些在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各领域先知先觉的带头人：政治转型是康有为、孙中山；军事转型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毛泽东；外交转型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哲学思想转型是胡适、陈独秀；语言文学转型是胡适、鲁迅；教育道德转型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建筑学转型是梁思成、贝聿铭，而袁同礼则是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启蒙者和领导者。

袁同礼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1920年赴美留学，1924年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1925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192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正式成立，袁同礼任副馆长，1929年升任馆长。

现代图书馆事业，日本要早一些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大正四年（1915年）编辑出版的《图书馆小识》，1917年民国政府通俗教育研究会组织翻译出版。来源：作者提供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

图书目录学、分类学，中国自隋唐即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国子监和藏书楼的传统同样悠久。但天下大变，不得不“转型”。袁同礼一改“衙门”观念，突出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并引进西方学理、制度和各种技术，创办馆刊，编制书目索引，把北平图书馆办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树立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之楷模。他还延揽青年学者十余人，研究历史、地理、地图、小说、目录、版本、金石、碑帖、满文、蒙文和藏文，把北图建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声誉卓著的研究机构。1930年代，袁同礼派向达（觉明）、王友三（重民）两位先生分赴英国和法国，查检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散佚书籍，翻拍、抄录了大量珍贵文献史料，所搜集带回的敦煌遗书，为我国的敦煌学建立奠定了基础。

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绝非默默无闻之辈，但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袁同礼先生1949年赴美后，回到他读书时曾实习过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默默地当了一名普通的馆员，鉴定中国古籍，编写善本书志。他是一位杰出的目录学家，公余之暇，整理出版了10余种不朽之作，其中，《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1957年）、《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1958年）、《1905-1960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1961年）、《1916-1961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目录及博士论文索引》（1963年）和《1907-1962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1964年），都是其他任何著作所无法替代的。

方豪先生据袁同礼先生的马可波罗书单，成文《国人关于马可波罗之著作》。《方豪六十自定稿》（下），第2130-2132页。来源：作者提供

袁同礼先生并非研究马可波罗的专家，他是作为目录学家，留下了一份国人研究马可波罗的书单。方豪先生据此成文，发表于1954年4月28日中华日报《图书》双周刊第五期，并收入《方豪六十未定稿》中，因之得以保存下来。袁同礼先生的手笔，自有其独特价值。鉴于迄今尚未见有人引用，料知者不多，故按原貌抄录如下：

我国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可波罗的，当推同治时刊行的《中西闻见录》，当时并有人征求马可波罗在华的事迹和遗物。

光绪年间，洪钧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已引用马可游记。

宣统年间，林纾、魏易据英国梅尔斯腾（Mersden）本合译《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有民国二年北京正蒙印书馆版。但因所据本子不佳，译者又不谙《元史》，颇多讹误，为学者所诟病。

宣统三年六月，《东方杂志》八卷六号，有史久润著《马可波罗游记书后》一文。

民国二年，张星烺先生据玉尔（Henry Yule）本译《马可孛罗游记》（据汉译马可孛罗游记自序），燕京大学印行。仅导言一册，正文卷一卷二一册。此外译稿十万字，未付印。

四年，《地学杂志》六卷六至八号，有丁谦著《元代客卿马哥孛罗游记地理补注》；六年，同誌八卷七号、八号，继续刊登。

六年，《地学杂志》八卷八至十二号；七年九卷一号至八号；八年十卷八号至九年十一卷八号，有丁谦著《元代客卿马哥孛罗游记地理补注改订》。

十一年，柯绍忞《新元史》成，有附传，译作谟克波罗。同年十月十日，张星烺作《汉译马哥孛罗游记自序》。

十二年，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出版，卷二，述孛罗一家人来事。

十二年，南高师《史地学报》二卷某号有束世溦著《中国史书上马哥孛罗考》；同年夏，《地学杂誌》陆续登载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

十三年，南高师《史地学报》三卷三号有张星烺著《答束世溦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质疑》；同誌同号有柳诒徵《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序》。

十五年，李思纯《元史学》出版，为《新元史》作《补马可波罗传略》。

十八年，《东方杂志》二十六卷十期，有向达著《元代马可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同年，《辅仁学誌》一卷二号，载姚从吾译《蒙古史发凡》，其第二篇第六节为《孛罗父子之旅行》。

二十年，《妇女杂志》十七卷五号发表黄石著《马可孛罗游记所记的中国女俗》。

二年三年三月，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译有伯希和著《马可波罗行记沙海昂译注正误》。同年同月，向达编《中西交通史》出版，第五章为《马哥孛罗诸人之东来》。

二十四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史学专刊》一卷一期，载朱杰勤译罗意志（William W. Rockhill）著《欧洲使节来华考》。同年，《现代史学》二卷三期，有朱杰勤译《元代马哥孛罗所见亚洲旧有之现代流行品》，原作者为Dr. E. W. Gudger。原出版物名失记。朱氏在书首小识中对此颇表遗憾。同年，《文化建设》一卷九期载学敏著《元代的西方客人》。

二十五年，冯承钧译，沙海昂（A. J. H. Charignon）注《马可波罗行记》三册出版。

二十六年，张星烺据拜内戴拖（L. F. Benedetto）本译《马哥孛罗游记》出版。

二十七年，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出版，第四章、第五章分述马哥孛罗与中国天主教史之有关部分。

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重庆益世报《宗教与文化》第十三期载阎宗临著《马可波罗与和德理》。

三十年十二月，杨志玖著《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于《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

四十二年十月，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册出版，第七章第三节为《尼古拉波罗父子之东游》，第四节为《马可波罗游记及其流传》。

（方豪附：毛汶著《读马可孛罗游记正误》，载《学风》第五卷第九期，不详出版年月，约在民国十三、四年。）

袁同礼先生的书单清晰地显示，从清末民初到1940年前后，在这30多年时间里，我国知识界对马可波罗这个题目非常重视。书单所列出的著作、文章的作者名录中，有洪钧、柯绍忞、丁谦等前清博学之士，有张星烺、冯承钧、姚从吾、李思纯、向达等有海外游学经历的一流历史学家，也有朱杰勤和杨志玖等新一代学者。胡适先生有“中国文艺复兴”一论，几代同堂切磋琢磨，共议一题，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一段时光。

在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我国学界在马可波罗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冯承钧先生1936年翻译的沙海昂（A. J. H. Charignon）《马可波罗行纪》法文注释本，近90年了，目前仍是国内唯一的标准中文译本，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1941年杨志玖发表的论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虽然只是一篇短文，且也已过去了80多年，至今我国学术界仍引以自傲。平实而论，在马可波罗这个领域，其他任何一篇论文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这些事实是非同寻常的，很少有哪个学术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马可波罗这个题目的不同寻常。马可波罗来中国，回去写了书，在欧洲流传了几百年，对欧洲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很自然，他的故事是由欧洲人传回中国的。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必须要强调的，它是马可波罗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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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