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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史学贡献?

如何评价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史学贡献?要准确分析黄仁宇的史学贡献或是唐德刚的史学贡献,可以用来做本科生数万字的历史毕业论文。在下才疏学浅,仅能回答一二。因题主问的是史学贡献

要准确分析黄仁宇的史学贡献或是唐德刚的史学贡献,可以用来做本科生数万字的历史毕业论文。在下才疏学浅,仅能回答一二。因题主问的是史学贡献,在下理解为对历史学界和历史学研究方面回答题主。

先谈黄仁宇:

黄仁宇的专注领域是明史,尤其是明代经济史,其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1964)专注明代对京杭大运河的管理和运用(当时导师是余英时)。其后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1974)则从财税制度和实际操作方面,全面说明了明代财政政策。私以为,这两篇是黄仁宇史学研究的干货,其贡献高过之后提出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即,黄仁宇对明代财政制度的梳理是其之于史学界之最大贡献(只是史学界)。

历史爱好者比较喜欢引据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学术界则对大历史观不怎么感冒。《万历十五年》(1981)和《中国大历史》(1993)比较能反映黄仁宇“大历史”的主要观点。何谓大历史?一般来说,搜索大历史都会出现下面的文字:

黄仁宇提出了「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即技术至上论,以实证主义方式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

「大历史观」与英美所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的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的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的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尽管其本身也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macrohistory)理论认为,时代之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的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的,历史舞台上的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

「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从社会整体以及长时间的角度考察以及结合社会整体面貌这个说法在史学界不算新鲜,法国年鉴学派一直在提倡这样的史学研究。重点在于黄氏的「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何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解释过:

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

所谓「数目字管理」本质上是对国家机器的经济控制与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讨论。就黄氏本身的著作来说,数目字管理集中关注的仍是财税制度。因此之故,黄氏的「大历史观」虽言技术至上、全面分析等等,乃是强调经济尤其是财税对王朝发展的重要性。不论是《万历十五年》还是《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在书中强调最多的就是经济、财政与税收。又如《1619年辽东战役》,说的是战争,实际上还是说财税。

「数目字管理」不失为一个过得去的解释,但黄氏并没有继续论证,《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对史料的剪裁和分析可以推导出明代没有实行「数目字管理」,但把没有实行「数目字管理」作为明代社会经济的考量和明亡的原因,这始终证据不足。

列出上述黄氏著作的成书时间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黄的学术思想的一个脉络:

明代的财税的运输情况(《明代的漕运》)——→明代的财税情况(《十六世纪明之财税》)——→明代的衰亡(《万历十五年》)——→中国自上古的发展情况(《中国大历史》)

虽然说以小见大是史家基本,但私以为黄氏把明代的情况推到整个中国历史就有点不那么靠谱。

但黄仁宇对历史学的传播贡献还是高过他对历史学研究本身的贡献,流畅的文字,讲故事的手法比枯燥的史学论文有趣得多,一本《万历十五年》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就不多说了……

再论唐德刚:

唐德刚的专注领域是清史、近代史,其中,又以近代外交史和口述史学的贡献为巨。

@阿佘

童鞋和其他童鞋已经说了唐德刚的文笔和口述史学贡献还有「历史三峡」说。(唐的贡献太偏向于社会学)

对于史学学界来说,唐德刚的贡献没什么争议,就是推动口述史学和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具体来说:外交史上,唐对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清季老臣李鸿章的作用研究、本朝丞相周恩来的研究都有独到见解;留下了诸多名人口述历史记录——《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这项工作可说是独一无二。但可惜的是唐德刚对史学界没有大家关注的开创性和突破性贡献。口述史学和近代史研究的开荒拓土是唐的老师郭廷以,继承发展则是南港学派。

唐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提法:把中国史学分为三大主流:1.传统史学;2.马克思主义史学;3.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海外汉学)。这种提法是不是唐首创在下不得而知了。按照这种划分黄仁宇和唐德刚都是属于海外汉学(据唐说是以科学方法为主的学派)。之后,唐德刚同门师弟加好基友王尔敏为中国划分了三大派:1.傅斯年、顾颉刚等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2.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所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3.诸多史家史派汇集起来的「非主流史学派」(见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然后王尔敏把唐德刚放在了「非主流史学派」里。

余论:

黄仁宇和唐德刚都不太能算是海外历史学家的主流学派的学者。

其实在谈某人的史学贡献之前要先关注一下他们所属的学术谱系(学术这东西,尤其是史学界派别划分太严重……),你是哪个老湿教的,用什么史学方法,这跟在史学界的影响蛮相关的……比如黄仁宇师从余英时,比如唐德刚师从郭廷以,比如内地的什么……什么来着?反正看他们互黑,也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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