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八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他从没做出过指物行为,而这是大多数孩子在周岁生日的时候都会有的。在我们叫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头转向我们,没有喊过我妈妈,甚至什么都不叫。

他大概说出过五个词,都是以字母B打头,以及一些名字,大部分都来自《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会花费数小时把动物玩具排成行。如果帽子掉下来,他则会大发脾气。

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为人父母不容易,但也不是这般不容易吧!为什么我无法阻止他的奇怪行为?难道因为我是一名坏妈妈,难道我不够强硬?

我确实急于知道罗文是不是有某种类型的发展障碍。他有听力问题、言语迟滞或者中枢听力加工障碍?

我带他去看了所有的专科医生,订购了任何我认为有所帮助的书。我做了我能做的全部,唯独没有认真地诊断他是否患有自闭症。回头想想,我很可能在心底无意地怀疑过他有自闭症的症状。但是我的有意思维却不允许我承认。

我想,不管罗文出了什么状况,这么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也绝不可能得了自闭症。毕竟,他是如此可爱,有情感的流露,跟人也有目光接触。自闭症的孩子不应该会做这些,难道不是吗?我还记得,有一次罗文给了我一个美丽灿烂的微笑,我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我的丈夫鲁伯特说:“至少,我们都知道他不是自闭症!”

后来的某一天,在我为一场下午进行的默声冥想隐修整理行装时,却再也无法忽视那份挥之不去的担忧了。我深深呼吸了几次,然后转向电脑,敲进去“自闭症、早期征兆”几个字。一个网页上写道,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出十种征兆中的三条,就很可能患有自闭症,应该尽快进行专业诊断。

罗文竟然占了九条。缺少目光接触是他唯一没有表现出的症状。那一刻,我知道了罗文患有自闭症。我打电话给鲁伯特告诉他实情。他也像我一样错愕。“我将取消隐修之行。”我说。“不,你应该去的,”他说,“你需要它,我也需要你的坚强和专注,在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帮助我。”

在驶往隐修中心的两个小时车程里我哭了一路。接下来的四天,获知儿子患有自闭症的痛苦时刻伴随着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罗文正在离我们远去吗?”“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恐惧和悲痛之中。我也给了自己全部的爱、关切与关怀。如果内疚的想法闪现于脑海“我怎么能因罗文自闭而悲伤呢,我是如此爱他?”——我也不会让自己逃避自我批评。我的悲伤只是自然流露,所有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如此。

在我隐修归来后,鲁伯特和我必须承认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拥有一个完美孩子的所有梦想——我们规划着他会像我一样拿到博士学位,或者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都破灭了。我们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坦率地讲,我承认这些经历有时把我推向了自怜的境地。例如,当我与罗文在公园看到其他的妈妈带着他们“正常”的孩子时,我也会为自己感到可怜。为什么我不能有个正常的孩子呢?为什么其他孩子问罗文名字的时候,他都不会做出反应。为什么其他孩子会对他的怪异做鬼脸?我感到了被排斥于正常世界之外的孤立、孤独和隔离感。我察觉到内心的尖叫:“养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不是我所签订的计划!为什么是我?”

但幸运的是,自我关怀挽救了我,让我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看着其他孩子在荡秋千或者玩滑梯,我会提醒自己大多数家庭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挑战。或许,如果这个挑战不是自闭症,那么可能是其他名目繁多的问题——抑郁、饮食障碍、药物成瘾、在学校被欺负、重病,等等。

看到公园里的其他家庭,我会想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痛楚,如果不是现在,则可能是在将来。不再只是感到自己可怜,我试着向所有深陷困难不忘努力的父母敞开心胸。在发展中国家那些无力喂养孩子的数百万计的父母该怎么办?我肯定不是唯一遇到困难的母亲。

两件事情尾随着这种思考方式而来。第一,我开始感到能深入地体会人类的不可预测性。我的心慢慢因为父母抚养孩子会遇到的所有挑战与痛楚以及他们的欢笑、爱与惊奇而变得柔和了。第二,我能从更清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处境。不再陷入相信其他父母比我的日子好过的陷阱中,而是记得他们也有各自的问题,甚至更棘手从大局着眼,自闭症也并不是那么糟糕,我们还能为罗文做好多事情。事实上,自我关怀的真正馈赠在于它让我淡定,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帮助罗文。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共通人性让我爱真实的罗文。只要我记得问题与挑战是正常的,是常态,我就更能够克服对于没有正常孩子的失望之情。

到底什么才是“正常”?或许罗文难以用言语表达自己和进行适宜的社会互动,但他是一个懂得爱与幸福的孩子。人生而为人并不是非要怎样不可,而是既来之则安之——带上你的强项与弱点、馈赠与挑战、癖好与恶趣味。接纳和拥抱人类的共有状况,我能更好地接纳和拥抱罗文,以及扮演好自闭症孩子妈妈的角色。

（克里斯廷·内夫《自我关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