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蔚书院到三山学堂，慈溪这些名校原来与他们都有渊源！-米儿火

经世致用，学风鼎盛

——从文蔚书院到三山学堂

浒山文蔚书院旧址(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在慈溪浒山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书院，名叫文蔚书院。与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院相比，文蔚书院出现的时间不算太早、办学规模不算太大，论资排辈的话更算不上名号，但对生长于此间的百姓来说，它的意义非凡，因为它改变了一地的文脉学风，对慈溪文化发展的意义极大。

文蔚书院的位置在今天的慈溪市浒山街道虎屿山巅，旧址上原有一座浒山书院。清朝初年，为了加强思想管控，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除了大兴文字狱，他们因担心私人讲学会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影响其统治的稳定，通过提倡官办书院、抑制私人书院，以达到“使书院官学化”的目的。尽管浒山书院形同于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只是为了“习举业而设”，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培养了一批人才。遗憾的是，到了乾嘉年间，因为经费困难，书院停办，改建文昌阁，只余一尊韩愈像。

等虎屿山上再现书院风采已是同治年间(1862一1874)。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先后以失败告终，割地赔款的屈辱让许多识卓见远的文人开始主动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他们的意图也很简单，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换而言之，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从起步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西学东渐，也让办学之风再度兴起，而慈溪现境的这阵风起于同治二年(1863)。

李遇春(生卒年不详)，字协恭，他心系百姓民生，处事干练果断，称得上是一个“能吏”。咸丰十一年(1861)，他刚到三山所巡检司上任的时候，境内的胜山、坎墩一带，民情强悍，械斗成风，且屡教不改，屡禁不止，一直以来让官家深感头疼。李遇春上任以后，经过微服考察，认为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决定以重典严法治之。初时那些强横凶暴之人不以为意，依然屡次触犯戒条，他们觉得官吏们会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料这位新上任的巡检大人令出如山，执行起来不打一点折扣。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被治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干违法乱纪的事情了。

当然，李遇春并不总是以一副“黑面孔”示人，事实上，他是一个颇为热心的人。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东南沿海肆意骚扰，影响着地区的安定；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转战浙东，四度进军三北，时局动荡。处于乱世之中，书院门墙坍圮，人们想要读书也变得愈发难了。当时，家住浒山的学子，读书求学，须得跑去20千米开外的龙山书院，十分不易。有感于政治衰微导致的文风衰疲，李遇春以倡导文化为己任，试图重建浒山书院，他就此事发了一封倡议书，倡议书中有这么一句：“书院之不复，文献之厄也，抑余之耻也，必复之，宜修之饰之。”殷殷之情，溢于笔端。李遇春的倡议，得到了许多乡绅士子的响应，尤其以“陈善人”陈志衡响应得最为积极。

陈志衡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对易传、地舆颇有研究，更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每年到了岁末，谁家要是吃不上饭了，不论是否为同族之人，陈志衡都会施以援手，让他们吃一顿饱饭，至于修路造桥这样的事情，陈志衡义之所在，几乎连年不断。这样一个热心公益的人，对于地方的文教事业自然也是十分上心的。眼看在遭受兵燹之灾的家乡，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陈志衡心里十分难过，他找到了李遇春，想要同他商量创兴书院、重振文脉的事情。正好李遇春也早有此念头，两个人志同道合。

办学需要经费，宋代仁宗朝(1022—1063)以后，通行的是一种以学田制为核心的多种形式、多种来源的教育经费筹措制度，这些学田有的由朝廷拨给，有的由富户捐献，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门类。为了早日复建书院，陈志衡不仅带头献出70亩私田，还奔走呼号，约请上林、梅川、龙泉、云柯四乡的士绅共同出资，总计募得田产200余亩。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座新的书院在原浒山书院的旧址上立了起来。

这座书院寄寓了李遇春、陈志衡等人对于改变衰微文风的迫切愿望，故而建成之日，取名“文蔚”。《易经》有言：“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应当在时代的演进中，多学习、多观察、多体会，不断革新、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高品质的人，就像豹子的斑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变成鲜艳的色彩。书院以“文蔚”为名，不难看出发起者对于浒山“人文蔚起，风俗振励”的期许。而事实也正如其所料，文蔚书院的出现使得浒山文风为之一振。

书院建立后，李遇春还捐出自己的俸禄，用来聘请先生，为书院聚集了众多贤士，并由孝廉张谦拟定院中条例课程。开课之后，李遇春和陈志衡常常亲临督课。陈志衡的儿子陈度、陈景豪也先后成为文蔚书院董事，为书院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治十二年(1873)，“邑考”的考棚竣工，张谦、陈度等人又捐钱建造了院屋五楹(量词，其义一说为间，一说为列)，题匾额为“友善堂”,堂中供奉王阳明的神像。

光绪十六年(1890)，李遇春的三弟李涛出任三山所巡检，与其兄一样，为官清廉，政治清明，也时常督课文蔚书院，平时喜与乡人推敲诗句，互相唱酬，使得文蔚书院文教之风日渐兴盛，后来更跃居为各乡之冠。光绪二十二年，余姚县令周炳麟为嘉奖书院在教学上取得的突出成绩，成了第二位为书院捐献俸禄的人。他所捐献的俸禄被用来添地置田，扩建院舍。随着师资力量的不断增强，文蔚书院在姚北一带享有较高声誉。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避祸于西安。回銮之后，被迫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开始尝试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的改革，改革内容与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涉及面更广、力度也更大，史称“清末新政”。其中教育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允许兴办新式学堂，并要求省城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同时多设蒙养学堂。四年之后，还废除了历时1300余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并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在此期间，清政府还于光绪二十九年颁布了“癸卯学制”，对新学的立学宗旨、学制内容加以完善。次年，三山所巡检谢庭树和文蔚书院董事黄越川、马子耕等商议，将书院迁入东门莲花庵，改建为“三山蒙学堂”,成为慈溪现境较早的新学之一。

无独有偶，与文蔚书院一样，慈溪现境之内，于光绪二十三年创办的云柯书院也在同一年改办为云柯高等小学堂，培养了一众人才，著名历史学家陈登原等人都曾就读于此。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在这历史的洪流之中，从文蔚书院到三山蒙学堂这一段变迁，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让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得到百余年前此间的尚学之风，以及那些有识之士的面容。

来源｜浙江文史记忆（慈溪卷）

作者｜潘玉毅

我们来看看慈溪几所名校的传承

浒山中学

百年校史走廊

浒山中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创办于1863年的文蔚书院，1982年，正式定名为 “慈溪县浒山中学”，1996年，更名为“慈溪市浒山中学”。它既是一所只有二十多年历史、有着开拓创新时代特色的市属中学，又是一所百年老校，有着百年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积淀的厚重浓郁之文化底蕴。

这里承载了无数浒山学子的童年记忆。

11次易名，5次易址，

浒山中学历经百年变迁。

百年筚路蓝缕，薪火传承。

同治二年(1863年)，三山所巡检李遇春在虎屿山创立了文蔚书院。

图片出自《慈溪县志》

20世纪50年代虎屿山上文蔚书院旧址。

图片引自《慈溪日报》

光绪三十年（1904年）文蔚书院改成了三山蒙学堂，并迁入东门莲花庵内办学，成为浒山镇最早的新学堂。

图片引自《浒山风情》

1982年，慈溪县委县政府决定把浒山镇中学改办为县属完全中学，定名为“慈溪县浒山中学”，迁入浒山镇团圈路38号，学校首任校长戚志能，书记劳修亚。

三山中学

慈溪市三山高级中学创办于2003年，之所以取名为 “三山”，带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内涵：慈溪浒山城区原称 “三山”，一直沿用到清代；虎屿山上的文蔚书院建于清代，名为 “三山小学堂”。学校以 “三山”为名，正是要继承先烈坚毅之精神和先儒宏博之胸怀。

第三实验小学

学校前身是三山蒙学堂，始建于光绪30年（1904年），先后更名为浒山公立两等小学、三山中心小学、浒山小学等，著名国画大师陈之佛、两院院士路甬祥等都曾就读于此。1996年命名为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2006年2月，学校易地新建，迁至环城北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为学校题写校名。2008年8月，原东门小学并入，组建第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文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