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人民出版社创建百年来，为社会、为读者奉献了大量的精品力作。范文澜、蔡美彪等著十二卷本《中国通史》便是其中一部耀眼的高端学术著作。通常讲，精品力作需要十年磨一剑，而这部架构宏大、史实准确、选材精当、笔法洗练，全面展示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史学研究最高整体水平、里程碑式的巨著前后打磨了67年，凝聚了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几代人的心血。

70年前的“述往开来”之作

古人云：“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此话颇有道理。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民族，就难以清醒地认识和成功地开辟自己的未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创始人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明确表示，这部书是作为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写出来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是由私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也“大抵相同”，不会例外。讲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昭示人们的却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史学大师范文澜也莫不如此。他自20世纪3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以党和人民以及民族的利益为己任，通过反思历史，回答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中国通史》的前身，亦即范文澜40年代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借古说今。据范文澜后来透露，该书是组织上让他编写的，旨在“为解放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我党延安时期的不少干部，正是读了这本书后，才掌握了系统的历史知识。对于范文澜这样的学问家，毛泽东非常器重。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史，毛泽东不但亲自去聆听，而且事后还写信给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作为延安时期我党干部补习文化的指定读物，《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介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著作。该书于1941年出版后，毛泽东欣慰地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高度评价范书？因为它在写法上打破了旧的王朝体系，是颠覆性的创新。

第一，书中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旧史书把帝王将相视为主人。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了中国历史的段落。第三，宣传了阶级斗争，着重讲了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着重叙述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第四，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古代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

正因为该书打破了旧的王朝体系、宣传了阶级斗争、热情讴歌了劳动人民，是一部思想性、战斗性极强的著作，所以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令禁止。当禁止不住后，又组织少数反动文人施以漫骂和攻击。

毛泽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据范文澜自己讲，初本《中国通史简编》是在延安窑洞中的油灯下完成的，由于缺少参考资料，书中免不了要出现一些偏差，新中国刚刚诞生，范文澜便开始了修订工作。在他看来，初本中国通史中一些属于主观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写法必须剔除。例如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都是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人民，但他们在历史上都有过贡献，而原书中只讲其残暴的一面，回避其在某些问题上多少有点功劳的一面，这不合乎历史。有些地方借古说今也欠妥当。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修改进度，组织上专门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中国通史组，协助范文澜工作。据范老的助手蔡美彪回忆：1958年夏，范文澜赠给他们四个字，即：专、通、坚、虚。所谓“专”，是说“史集浩瀚无边，一人之力只能专攻一部分”；所谓“通”，就是要在专攻重点之外，应“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旁通”；所谓“坚”，即指做学问要有信心、耐心和毅力；所谓“虚”，就是要虚心，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中国通史组就是根据这四字方针进行工作的。

负责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也把这套全面、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的书稿视为重点工程，从始至终指派编辑骨干负责这项工作。

经过十几年辛勤的耕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第二编（秦到南北朝）、第三编（隋唐五代史）相继于1952年、1957年、1965年问世。这三编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毛泽东曾说此书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由于修订本对一些帝王将相作了具体分析，肯定了秦始皇、刘邦、唐太宗、朱元璋等帝王的某些历史贡献，陈伯达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会议上要范文澜检讨，并当众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亏得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对范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澜才安然无事。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还派女儿李讷前去看望范文澜，并给他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对于毛泽东的殷切期望，范文澜感到万分激动。尽管他当时在病中，仍立即着手编写计划。他满怀激情说：“全书五年完成，我还不过八十，不算老。”但不幸的是，仅过了一年，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范文澜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十分关心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受范文澜生前委托，其助手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

再现中华文明的巨著

通过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几代人的共同努力，1978年、1979年范文澜原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二编及第三编第一、二册正式更名为《中国通史》第一、二、三、四册相继出版。第五册（宋朝史）、第六册（辽、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第七册（元代政治、经济及宋、金、元文化）、第八册（明太祖到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第九册（明末清初史）、第十册（清乾嘉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明清文化）、第十一册（晚清的衰落与列强的侵略）、第十二册（清朝的灭亡及晚清的学术文化）分别于1978年、1979年、1983年、1986年、1992年、1993年、2006年与读者见面。

综观这部堪称第一流的宏伟巨著，它究竟具备哪些特点呢？这部巨著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梦的民族。从嫦娥偷吃不死药私奔广寒宫、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到吴刚伐桂；从长城、运河、地震仪，到四大发明，无论是传说中的炎黄子孙还是现实中的华夏儿女都乐于为梦想而战。梦想给了中华儿女方向和目标，激励着历朝历代、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去为之奋斗；梦想赋予中华儿女动力和正能量，成为中华儿女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梦想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和源泉。中华民族在15世纪之前站到了世界的前沿，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熠熠发光，中国是东方独立富强的国家。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落伍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国家渐渐走向衰落。近代中国虽给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老弱、保守、落后，但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却愈加炽热。为了拯救危难的祖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渴望赶走列强，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的梦想。书中对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关心社稷，爱祖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优良传统，着力加以赞扬。如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舍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心声，孙中山“振兴中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等等。

这部巨著的突出优点在于：没有把那些无谓的烦琐细节提供给读者，而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理论思维。如人所知，我国古代在科技方面有过许多成就。除了“四大发明”之外，天文、数学、纺织、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也不胜枚举。我国古代的剑，是用青铜合金制造的，几千年后从地里挖掘出来，锋利程度丝毫不减，这是奇迹；传统铸锅可以薄到两毫米，工艺的巧妙，令现代人都感到惊异。对于这些，书中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该书还告诉人们，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在政治实体的存在状况方面更为引人注目。我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其间不曾为外力所中断，而在经历春秋战国之后向更高阶段即秦汉时期发展。其后，4至5世纪，中原地区虽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及至13世纪和17世纪，又两度出现了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在本质上或是朝代的分合与更替，或是各民族上层统治者联合政权的结构的变化而已，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则从未被外力中断过。总之，这部真实再现中华文明的巨幅画卷，以令人信服的史实向后世证明：中国文明的发展，生生不息，虽有迂回而不改其前进的趋势，虽有周折而未中断其一贯的脉络。

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且又严格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学术研究怎样才能有效的争鸣，范文澜有过很好的见解。他认为凡以学有专长而“争鸣”就好，以长于教条而“争鸣”就坏。照教条写出的文章，无非是马云列云，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这种情形，鸣则鸣矣，争则争矣，不过只能叫作“潦岁蛙鸣”，和“百家争鸣”不可同日而语。他还特别反对用大帽子压人，以致变成门户之见、意气之争的所谓“学术批评”。尽人皆知，他与郭沫若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始于何时，主张不同。范文澜主张西周说，郭沫若主张春秋战国说。他俩不仅在刊物上专门撰文对此进行过讨论，而且各自将自己的见解写进了《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范文澜逝世后，蔡美彪等后继者，在续写《中国通史》第五至十二册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按照范文澜对唐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观点进行阐述，而是本着“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精神，敢于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说《中国通史》既是师徒相传而一鸣的结晶，也是师徒彼此争鸣的产物，似乎是贴切的。

蔡美彪在多种场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只有经过辛勤劳动、经过沉思，才能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告诫，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曾形象地比喻：“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

蔡美彪经常勉励通史组的年轻研究人员发扬“二冷”精神。一“冷”是甘于坐冷板凳，要能够静下心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冷”是甘于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切莫急于求成，搞急就章，唯有经过长期努力，其研究成果才能被社会承认。蔡先生是践行“二冷”精神的楷模。韩志远回忆道：“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

蔡美彪非常赞同范老的这一观点，即认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蔡美彪说：“如果没有水乳交融的会通，就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备通史。”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若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通史》这部“良史”，确也做到了“莫不工文”。据统计，《中国通史》累计印数已有几百万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字简洁，语言清新流畅，做到了雅俗共赏。后八册的文字虽不及前四册洗练、优美，但同目前某些史学著作不重语言锤炼，佶屈聱牙、枯燥无味的情况相比，仍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第五到第十二册，蔡美彪既是其中的一位作者，更是一位称职主编。他将自己特有的学术风格——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史料相结合、博通与专精相结合，融于统稿、修改之中，从而科学、全面地探索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传播了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走进普普通通的读者。

蔡先生从1953年协助范老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册，到主持续写直至完美作结第五至十二册，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通史》聚集了国内研究中国史的顶级知名学者。比如：第五、第六、第七册主要作者朱瑞熙是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宋代历史研究专家，他在宋代科举、教育、铨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论述，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第五册主要作者卞孝萱师从范文澜、章士钊，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出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广阔领域，著有《刘禹锡年谱》、《唐代文史论丛》、《郑板桥丛考》等。

第六、第七册主要作者周清澍长期致力于元史、蒙古史、清史、文献学、内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参加过《元史》点校及《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副主编。

第六册主要作者丁伟志主要从事哲学、历史学研究，主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代表作有《中西体用之间》、《裂变与新生》、《对历史的宏观思考》、《无树有巢》、《桑榆槐柳》等。

第七册主要作者周良霄主要研究蒙古史、元史，代表作有《元代史》、《皇帝与皇权》等。

第七册主要作者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等。

第八册主要作者李洵是公认的明清史专家，主要著述有《明清史》、《明史食货志校注》、《下学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孙嘉淦与雍乾政治》等。

第八册另两位作者南炳文和汤纲，都是明清史研究专家，二人合著有《明史》，分别著有《明史新探》、《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中国古代史》明代部分等。

第九、第十册主要作者刘德鸿专长清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满族通史》(合著)等。

第十册主要作者汪敬虞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著有《唐廷枢研究》、《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汪敬虞集》等，与严中平共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第十册主要作者冯尔康是公认的清史专家，著有《雍正传》、《清人社会生活》、《清人生活漫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等。

第十一册主要作者茅海建是有较大学术成就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代表作品有《天朝的崩溃》、《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等。

第十二册主要作者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著有《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从帝制走向共和》等。

一部中国学术史证明，打造高品质学术品牌书的“命门”是依靠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作者。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凸显的深厚学术底蕴正是来自这些作者的支撑。

人民出版社的实质性助力

从书稿档案、相关材料和其他印迹看，人民出版社从1952年到2019年，有近30人投入到《中国通史》的编辑工作中。他们是：吕异芳、朱南铣、江平、应德田、石磊、刘元彦、陆世澄、陈汉孝、刘志金、吕涛、陈有和、张作耀、萧远强、乔还田、于宏雷、杨美艳、范用、齐速、海波、姚洛、李连科、林言椒、陈鹏鸣等。他（她）们为《中国通史》付出的心血至少可归纳为五点：

一是范老的延安版本是供“解放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书中引文没有注释。新中国成立后，由普及读物升级为学术性论著，资料引文必须注明出处。为此，人民出版社编辑认真查找、核对相关的中国历史工具书，注明了出处，实质性助力了范老的修订工作。

吕异芳回忆道：“当时胡绳同志是出版社的社长，传话说范老在解放区写的《中国通史》，在解放区很受欢迎。王子野同志命我们前往联系。范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我的学友蔡美彪正好调到范老身边，我顺利见到范老，说明情况，范老十分高兴，并指示说：‘此书在解放区是作为干部必读用的。在那种条件下写作，找历史资料是十分困难的。你们工作的第一步，希望帮助查核材料，纠正引文等。’拿回稿子以后，发现书中所有材料均无引文出处，查核十分困难。”

好在当时历史组负责人朱南铣很有学问，他翻看了部分书稿，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学会使用历史工具书。于是，他便在每个周六下午教大家如何使用《诗经》、《易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志》、《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工具书。从而协助范老顺利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第一次修订和补充。

二是计划中的十卷本《中国通史》第一至七、第九卷出版后，因各种因素无法续写下去，停顿了近三年时间。其时，蔡先生多次无奈地表示：交来的初稿太粗糙，不是用心写出的作品；对提出大的修改、调整意见，又不情愿配合，只能顺其自然了。《中国通史》有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面对这一窘境，人民出版社没有放弃，反复与蔡先生及主要作者沟通，提供了各种优越条件，聚拢了写作团队，最终把第八、第十卷催写出来，完成了毛主席的嘱托，完成了范老的遗愿。

三是十卷本出齐后，我社主动提出对全书进行修订，并推出特装本；我社编辑参与了对范著前四卷核对资料、校正文字工作，还编选了一些图片，并明确要求增加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我们认为，增加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查找，这是国际惯例，否则学术著作很难走出去。

四是十卷本《中国通史》虽于1996年1月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但其内容只写到清朝嘉庆年间，可以说“通史不通”。于是，人民出版社建议至少应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完成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变。经与蔡先生反复沟通，并且推荐了作者名单，加写了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于2007年出版。

五是始终服务好蔡先生这位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自蔡先生受范老生前委托，承担起主持《中国通史》续写任务后，我社便派编辑常去蔡先生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办公室就书稿进行沟通。近十几年里，书稿事宜虽不多了，但我们一直坚持每年去蔡先生东总布胡同的家里坐会儿，有时是因书稿进行请教，更多的则是看望一下他老人家，单纯地聊聊天。但不管是哪一种交流，睿智儒雅、学养深厚、思维敏捷、淡泊名利、有大家风范的蔡先生，从社会新闻、学术动态，到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人民出版社的变化及故友情况，聊天内容都给我们满满的暖暖的鼓励和指点，不经意间会受到豁然的启迪。蔡先生没有儿女，他老伴去世后，我们担心他孤单、寂寞，每逢过春节，必会提前给他拜年，一起吃顿年夜饭！去年受疫情影响，我们没敢去造访。2021年1月14日，惊闻他老人家不幸逝世，享年92岁。我社发去唁电：一方面对蔡美彪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认为蔡先生学力深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学术成果丰硕，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另一方面由衷地感谢他几十年来对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是与人民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为人民出版社打造出《中国通史》这样里程碑式的巨著和标志性品牌图书。蔡美彪先生千古！

业界人士都知道，编辑工作有四大职能：第一是评价，判断一个文化产品是好还是不好；第二是选择，选择优秀的文化作品或选择文化作品的优秀部分；第三是优化，对决定出版的文化作品进行优化，使其达到出版水平，能够高质量的在大众中传播；第四是推荐，用各种手段向大众推荐我们的作品、产品。其中，优化职能最见编辑的功力和水平。而所谓优化，又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编辑向作者提出整体修改建议，帮助作者整体上对作品进行提高和完善。

第二个层次是编辑直接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从上述归纳的四点看，人民出版社在近60年编辑出版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在这两个层面均作出相应的贡献。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凝聚了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几代人的心血，是双方历时67年共同打造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