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缺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提出建设中国古典学学科和学术研究体系的设想。当然，“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并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创，之前裘锡圭、刘钊、林沄、曹峰、朱汉民、孙玉文、傅道彬、鲁国尧等学者都曾对“中国古典学”的概念、范畴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2010年，《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了文章《国学=中国古典学》，在朱汉民的主持下，林庆彰、姜广辉、李清良、吴仰湘、邓洪波等学者提出以“中国古典学”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他们认为，“国学”可以用“中国古典学”这样一个学理性更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通用的概念来重新界定。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也早已着手进行“古典学”教育，中国古典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其主办的刊物《国学学刊》上，陆续刊载了孙显斌、沈卫荣、张齐明等学者讨论中国古典学的文章。

作为“国学”教育的实践者和“国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体系的探索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时刻关注学界动态，积极吸收学界的意见，虚心向学界请教，在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学术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古典学的设想。

第一，从名称上来说，我们认为“古典”一词并非源自西方，而是我国固有的概念。《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第一篇为《尧典》，第一句话为“曰若稽古帝尧”，《说文解字》云“典，五帝之书也”，“稽古”则是“考古”之义，显然这已经具有“古代经典”的含义了。而“古典”作为一个词，大约出现于两汉时期，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古代典章制度，如荀悦《汉纪·孝元皇帝纪下》中云“孝文皇帝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而刑罚几措，时称古典”；二指古代典籍，如《后汉书·樊准传》中云“垂情古典，游意经艺”。对于古代典籍和制度的研究其实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主流，我们认为这也是“国学”研究的主流。“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其实并不是必须比照西方“古典”的含义才能成立。中国古典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以及典籍中所记录的内容、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社会所代表的文明的学问。当然，我们现在的研究材料已经不限于古代典籍，举凡考古发掘的器物、遗址以及图像等都携带着古代文明的信息，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不管怎样，对传世经典进行跨学科的考证和阐释，仍将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本工作。

第二，从时段上来说，我们认为“古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尚书》纂辑的时代，“五帝之书”为“古典”；到孔子的时代，周代的礼乐文明以及文献成为“古典”；到两汉时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成为“古典”。以此类推，历史在不断前进，而“古典”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代典籍以及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一直保留延续至今。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时限无需比照西方古典学将自身限定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做法，而是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将时限一直延伸下去。至于研究的下限应该定在哪里，我们认为可以参考黄永年对古籍的界定方法。黄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论》中提出，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也随之立即产生变化。因此，他将古籍的下限断到清朝末年。同时，他还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和形式上依然沿袭“古籍”模式，则也应该算作“古籍”。我们认同他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实现了语体革命，因此凡是用文言文，也即所谓“古典语言”写作的书籍应该都可以纳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明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汉语典籍之外，所有历史上在中国境内的非汉语文献同样应该纳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畴，而这一部分内容在时段上同样要求我们将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时限向后延伸。

第三，从研究领域上来看，传统的中国古典学问研究方法，即经史研究传统在清代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史学中衍生出对上古史和边疆史地的研究，从传统金石学中衍生出对民族语言文字以及考古学的研究，而传统小学滋养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这些都表明，传统的中国古典学问研究在其自然的发展脉络中，会根据历史的需要进行自我革新。时至今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除了传统经史子集的研究之外，对于边疆史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人类学、考古文物乃至其他国家古代文明的研究，都应该成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建院以来一直秉承的“大国学”理念。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关注汉语古典，也要关注用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古典；既要研究中原文明，也要研究边疆地区的文明与历史；不仅研究中国的古典，也要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所以，“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于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这直接延续了“大国学”的理念；二是“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这有利于学科建设和融贯中外文明。

第四，从方法论上来看，我们一直提倡“文字—文本—文献—文化—文明”的研究思路。因此，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毋庸置疑是上承乾嘉考据学以来中国学者所树立的研究方法。乾嘉考据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脉络自然演进的结果，同时其理念与方法也与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异曲同工。这说明，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外的方法是可以相通的。在当代，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乾嘉考据学方法，并在中国固有学术发展脉络中加以推进和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积极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语言学、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创建并发展出中国古典学的方法论。

第五，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能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申请“中国古典学”一级学科。尽管对于人文学界之外的学者来说，“国学”研究或者文史哲的贯通研究并不属于典型的学科交叉研究，但不少人文学者都能感受到原有学科壁垒对于人文研究所造成的阻碍与桎梏。呼唤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开展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学界的共识。因此，向人文学界之外的学者做出说明、争取理解，也是亟待开展的工作。另外，时至当下，新技术越来越深地介入学术研究中。数字人文和人工智能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而它们都不能缺少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数字时代的新文科建设中，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必须充分重视与新技术的结合。所以，我们认为，将“中国古典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是一个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丰厚遗产，也符合中国自身的人文学术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学以中国古代典籍与文明为研究对象和关注中心，可以融会旧有学科之长，消弭围绕“国学”所产生的种种争议，使关于古代中国的研究超越学术分科的界限，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我们相信，中国古典学学科和学术研究体系凭借“文字—文本—文献—文化—文明”这一贯通而又综合的研究思路，将成为一种新的人文研究范式，也可更新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方式，促进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创新性阐发。

一百年前，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当时的中国学人除了“整理国故”的责任之外，更希冀中国学术能够振拔于世界学术之林。时至今日，我国学术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天地，是每一位学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当下，中国各高校的国学院和相关研究单位早已走出“整理国故”的老路，踏上“再造文明”的新途。这一文明绝不是另起炉灶，割裂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应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今，我们提出建设中国古典学的理念和设想，希望借此接续中国绵长悠久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将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进路，让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能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中国古典学，不仅仅是“国学”，也是国际性的学问；不仅仅是“古学”，也是面向未来的学问。因此，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