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台北士林官邸，一辆“国防部”的高级轿车驶进了“总统府”。车上坐着的妇人是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这是她在赴台近10年以来，第一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对于曹秀清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宋美龄笑容可掬地同她寒暄握手，蒋介石向她祝贺道：

“杜夫人，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振宁博士为党国效劳呀。”

就是这样一句贺词，曹秀清心中已是感激涕零。这里头包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意味着蒋介石终于允许她暂时离开台湾，意味着她终于可以去美国见到女儿和女婿。同时，曹秀清此刻心中还有一个大胆的念想——借道到大陆去探望已经和自己分离10年之久的丈夫杜聿明。

当然，这一切只是曹秀清的初步幻想。她也知道，这一切还是沾了女婿杨振宁的光。人在屋檐下，曹秀清还是识趣地答应道：

“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对这里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见到他后，我一定向他好好介绍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

蒋介石听罢一脸笑意，很是认可。在曹秀清临行时，宋美龄语重心长地叮嘱她：

“杜夫人， 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来。”

就这样，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极大期待中，曹秀清于1958年初离开台湾，去到了美国普林斯顿。由于当局担心她一去不返，曹秀清此行不被允许带上任何的子女，同时，她的探亲期限被限定为半年。

蒋介石和杜聿明

01

谈及曹秀清，也许很多人感到陌生，但是其丈夫杜聿明却声名在外。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杜聿明是蒋介石身边数一数二的帅才，一度被老蒋称为“战场救火队长”，由此可见他当年在党国的风光地位。

杜聿明，字光亭，生于1904年，陕西米脂县人。1923年，19岁的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后，便在父母的主张之下，同大了他两岁的同乡女子曹秀清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谐，很是恩爱。

当年，曹秀清的父亲曹万滋在米脂一带经商有道，家境殷实，亦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此出身的曹秀清天资聪颖，自幼学习诗文绘画，思想开明。婚后，她在丈夫杜聿明的支持下，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学校正式就读，并参加了共产党。

另一头的杜聿明则在1924年5月进入了广东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正式成为国民党的一员。一家夫妻，就这样分属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后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进行了“四一二”清党，曹秀清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清了出来。

当时还未毕业的她就此一路辗转寻到南京，和杜聿明团聚，并从此作为一名家庭主妇，跟着杜聿明夫唱妇随，南征北战。期间，曹秀清先后为丈夫生下了三男三女，分别是长女杜致礼，即杨振宁之妻，二女杜致义，三女杜致廉，长子杜致仁，次子杜致勇，三子杜致严。

在曹秀清这个贤内助的支持下，杜聿明的事业也是顺风顺水。他本着一腔忠勇，追随蒋介石一路征战建功，从一介书生辗转升迁，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司令官，逐步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员干将。

1939年，日军侵占势力波及广西南宁，杜聿明亲率国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大战18日，打败了日军第五师团，一战成名，从此越来越受蒋介石的重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更是将自己最精锐的50万中央兵力交由杜聿明统领，视其为心腹。

1948年底，随着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蒋介石损兵折将。在人人自危的紧急关头，杜聿明临危受命，负责指挥淮海战役的作战，统领兵力多达70万，可见蒋介石当时有多么倚重杜聿明。

在同年的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的母亲过七十寿辰。当时，一应党内要员几乎都登门送上了贺礼。当天，蒋介石更是特命蒋经国送来了3000美元的礼金。

丈夫如此风光无限，而作为夫人的曹秀清却一直心事重重、胆战心惊。她并非一般的妇道人家，也略知战争形势。当前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和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气概，让她开始隐隐忧心丈夫的安危。而她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02

1949年1月10日，随着淮海战役结束，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在败退陈官庄后为解放军所俘虏。身在上海的曹秀清听闻丈夫兵败，下落不明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南京去找蒋介石。而蒋介石却始终不肯接见她，只是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

悲愤无比的曹秀清拿着蒋经国在不久前送来的3000美元礼金在总统府外高喊，表示要自己要把钱退还蒋介石，只求他把丈夫还给自己。一时之间，关于“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事件很快在南京、上海的各种小报上广为传播。

眼下丈夫生死未卜，摆在曹秀清面前的道路只有三条，回陕北老家、定居香港或是回到台湾。就在她举棋不定之际，国民党当局开始有意散播关于“杜聿明已经被共产党处决”的谣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曹秀清收到了蒋介石要她带着家人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的手谕。前来传达手令的人表示，只要曹秀清一家愿意赴台，国民党会为他们解决今后在台的生活费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想到自己是一介女流，5个子女还未长大成人，况且婆母年事已高，曹秀清还是选择了回台。但是不久后，她就发现了蒋介石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曹秀清恍然明白这是一场骗局，原来杜家人是被当作了蒋介石防止杜聿明“投共”的“人质”。

在台北近10年的生活中，曹秀清一家尝遍了败军将领家属可能遭到的一切冷遇。初到台湾之时，一家人的住房、衣食均无着落，每个月只能依靠十分有限的补助金生活。为了撑起这个7口之家，原本不用工作的曹秀清在台北烟草局制品厂找了一份收发员的差事，月薪仅3000元台币，每日早出晚归，生活极其困顿。

除此之外，杜聿明子女在台的教育问题也是从未得到过问。曹秀清只好频频奔走在杜聿明的一些旧友、老同事之间，请求他们出面说情，才将几个子女送进了学校念书。

1956年，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半工半读，生活上已经困难到吃不饱饭。然而，就还差一年即可完成学业的当口，杜致仁病倒了，他写信给母亲求助，表示再有3000美元就可以毕业。

曹秀清为此硬着头皮去向蒋介石写了借贷3000美元的报告，希望她能看在丈夫曾经为国党做事的份上帮帮忙。然而，蒋介石却只批了1000美元，并且还要分两年支付。

杜致仁收到母亲寄来的仅有的500美金支票后，对蒋介石过河拆桥的行为十分气愤，在绝望之际服用安眠药自尽了，曹秀清心如刀割。而在这段愁云惨淡的日子里，曹秀清的婆母也因念子心切，病告不治而亡。

杨振宁和杜致礼

03

接踵而至的困厄与不幸折磨得曹秀清喘不过气来，而唯一的慰藉则是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还在美国。当时，周总理已经通过一定渠道联系上了杜、杨，告知了他们杜聿明在北京平安生活的情况，消息也就曲折地传到了曹秀清那里。

也正是这个消息一直以来支撑着曹秀清。她无数次想去美国探亲，看望女儿女婿，但国民党怕她借机去海峡那边“投共”，一直不愿放行。

直到1957年，美籍华人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到了海峡两岸，当时杨振宁手上持有的还是国民党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护照，蒋介石倍感荣耀，十分希望杨振宁能够回台效力，这才想到了“笼络”曹秀清。

曹秀清心里十分明白，这很可能是她离开台湾最后的机会了。她当即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劝杨振宁来台，但是仅仅通过写信难以说明，希望能获准前去美国探望女儿，并当面说服杨振宁。这才有了蒋介石破天荒为她“放行”的后续。

同年，在蒋介石准备通过曹秀清争取杨振宁的同时，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派杨振宁当年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功德林”与杜聿明取得了联系。

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知了杜聿明杨振宁获奖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这也是杜聿明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女婿为何许人也。得知这个消息的他，为大女儿感到高兴，也为自己和整个中华民族感到高兴。杜聿明随即用毛笔在一张 16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这封信后来被带往瑞典。杨振宁在收到杜聿明的祝贺与嘱咐之后深表感激。这封信也为杨振宁后来在1971年回国讲学和探亲做了铺垫。而回过头去看杜聿明这封不到30个字的短信，尤其是“民族”和“政治”二字，不难看出他在被俘后的多年发生的巨大思想转折。

这里不得不追溯到一个细节。1949年底，在杜聿明于淮海战役中被俘之初，他其实一直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两次试图自杀，只是都没有成功。杜聿明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带着镣铐走进新中国的人，自己不可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原谅。况且，他在道义上不愿辜负蒋介石。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从被俘之日起，他就与其他被俘国民党官兵一样，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

04

在来到北京“功德林”改造之初，杜聿明已经身患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炎、肾结石四种疾病，但不求救治，只想借此慢性自杀。

在一次洗澡的时候，管理所的李科长见他双腿红肿，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李科长急了，命他站起双腿并拢，才发现他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身体异常。次日，杜聿明便被一辆轿车送进了复兴医院。

在医院里，杜聿明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为了治疗他的脊椎炎，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服地安眠入睡。

关于杜聿明的肺结核，当时医学上治疗的特效药是链霉素，但是国内还不能生产，人民政府因此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去重金采购这些一流药物。在杜聿明的病床前，每天都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顾他的病情和饮食。就这样，杜聿明多年的痼疾慢慢好转直至痊愈。

共产党在给杜聿明治病一事上所费的周章让他大为感动，其内心的坚冰也随之慢慢消解。

1953年，中国在抗美援朝之战中获胜，这件事予以杜聿明的冲击极大，他激动地说：

“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杜聿明的政治观，已经从效忠蒋介石慢慢转变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看待问题了。由此可见，他当年写给杨振宁的信件虽短，却蕴含了其自我反省的万钧之力。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被特赦释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并与其他几名首批获释的战犯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被特赦后代杜聿明选择定居在北京。在这里，他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后，杜聿明写信给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希望她能来京一同安度晚年。

事实上，曹秀清在1958年初抵达美国后，便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办理了在美国的长期居留证，并在那里一住6年。

丈夫在大陆，四个儿女在台湾，曹秀清原本一直在经历这种亲情拉锯战的煎熬。听到丈夫被特赦的消息后，加上女儿和女婿杨振宁的鼓励，心情激动的她还是选择在1963年回到了大陆。另一头，送走了岳母的杨振宁也开始准备回到祖国探亲。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国务院解除了美国公民不能赴中国旅行的禁令，杨振宁在第一时间携妻子杜致礼乘法航径飞上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成为美籍华人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第一人。

7月2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杨振宁夫妇。又过了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杜聿明又两度应邀参加了国宴。曹秀清感慨万千地说：

“我丈夫吃的是国民党的苦，享的是共产党的福……”

杜聿明和夫人曹秀清

1980年11月，75岁的杜聿明因肾衰竭住院，并于次年5月7日病故。在临终前，杜聿明念念不忘自己在台湾的四个子女，他曾说，若生不能见，死后儿女能来奔丧，也是好的。

杜聿明在遗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病危深思，最关怀者惟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由此可见，杜聿明至死都心系祖国统一大业。而他的后半生，也是为祖国统一大业竭力奔走的半生。而台湾当局在得知杜聿明过世的消息后，只允许其儿女在台湾设立灵堂祭奠，却不允许他们出境奔丧。杜聿明最后的愿望还是破灭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认为杜聿明已死，曹秀清在大陆再无亲人，还想做最后的争取，将曹秀清接回台湾。于是，当局便令杜致义、杜致勇、杜致廉出境前往香港，统战曹秀清。

1982年，80岁的曹秀清在香港见到了和她阔别20年之久的子女们。儿女们念及曹秀清已经年逾八旬，希望能接她回去颐养天年，但是曹秀清却不肯回到台湾。

1983年，母子几人再次在香港聚首，曹秀清仍旧没有归意。她始终记得丈夫临终时嘱托她的遗言：

我死以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大陆虽没有儿女，但政府会照顾你的。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1984年，曹秀清最后一次来到香港等待她的子女们。只是这一次，她还未来得及见到几个儿女，便病死在了异乡，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