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邬大光■演讲地点：厦门大学■演讲时间：2016年3月

把大学与斯文联系起来纯属偶然。2012年9月，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校友。一见面，他就郑重地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要想办法让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不能让大学斯文扫地！随后他讲了在厦大读书期间，他的导师是如何体现斯文的。不久，收到台湾的清华大学的邀请信，邀我参加2012年12月该校举办的“纪念梅贻琦校长逝世50周年研讨会”，为了赶写会议论文，找来一些纪念梅校长的文章和书籍，恰好看到了由黄延复和钟秀斌所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书，书中详细描述了梅校长的治校故事，斯文由此进入了我的思考。

“斯文”的渊源与意蕴

“斯文”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认。“与于斯文”更是意指要继承周朝开国之君的遗志，顺应“天”的意愿。显然，孔子赋予了“斯文”极高的内涵——天道，而天道便蕴藏于礼乐制度之中。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更加透彻，“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斯文即道，而礼乐制度是“道”的载体。一旦“礼崩乐坏”，道将不存，斯文不在，国也将不国了。可以想象，“斯文”在先秦时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谋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将其视为圣人先贤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国安邦的最高境界。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斯文”并没有夭折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反而随着六经的传世，一直延续成为儒家之经典。《隋书·经籍志》写道：“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视为文化遗产，“斯道”便是“斯文”，“道在于文”，斯文就在其中。同时，斯文还更多地体现在“教化”之中，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古代王权正是借助“教化”正风俗、治国家，这些无不彰显斯文之意蕴。

汉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斯文也随即成为饱学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纪赞》中记载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自然成为儒家思想之精华，而斯文也自然成为精华之要义。从这个意义说，经典便是斯文，儒学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齐家需要斯文，治国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风气开始弥漫在中华大地。

三国之争、南北两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扫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来了一次转机。在那以前，朱熹将现状描述为“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皆以“斯文”为己任，如程颐赞誉其兄程颢说：“（先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自此，“兴斯文”成为这一代儒学大师的理想和使命，四书五经也就成为南宋后儒生学子的必读书目。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依然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读物。即便是进入民国时期，那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近代学者，依然带有“遗老遗少”的气息。陈寅恪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主要是由陈寅恪所出，虽然分数比例不高，但是“对对子”成为最受争议的考题。此事发生后，陈寅恪在后来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写道：“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逐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在那个“新文化”如潮的时代，“对对子”显然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但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的必要。

悉数“斯文”的历史渊源，不难发现“斯文”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既指道德标准，也指礼仪制度，还指文人和文化。如此看来，斯文的含意来自于生活、价值和文化等多个认识层面。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斯文最初是指彰显“道”的礼仪制度，根据传统社会“礼不下庶人”的道德标准，普通民众也要注重礼仪规范，故在日常生活中，斯文即礼，它代表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亦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文雅气质。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常说：“你要斯文一点儿！”显然，这一层含义至今仍未改变。除此之外，斯文还是文人和文化的象征。唐朝韩愈的《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铭》中说：“生人之治，本乎斯文。”当斯文指向人的时候，通常指的是文人或儒者。譬如杜甫就称同时代的崔尚、魏启心、汉代的文学家班固、扬雄为斯文。又如曾巩修史，“志在于斯文”，“寡与俗人合”。他致书欧阳修时说：“所以穷日夜，惫精思，不敢忘须臾，志在于斯文。”再如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尽管二人学派不同、见解各异，但是他们的友谊却极为深厚。所以黄宗羲在编著的《宋元学案》中所说，双方“同值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斯文”的学术态度，今之学人有几人可以如此宽容、执着地为学问而学问呢？显然，“斯文”代表的是人的温文尔雅，代表的是传统中国人一种理想的神态气质，一种能让人感受到、体会到的精神风貌，一种人格修养抵达理想境界的呈现姿态。从古至今，斯文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一直隐匿于我们身边。

斯文与古代书院

拨开历史的枝蔓，品味斯文的意蕴，不难发现“斯文”与古代书院休戚相关，其关联就在于古代书院作为我国今天大学的“前身”，是从事人才培养的学府机构。因此，古代书院对“斯文”可谓是推崇至极，斯文在书院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院的精髓之一。至今，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崇道祠还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在岳麓书院讲堂的门上，有一幅由山长旷敏本撰写的对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余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由此，“斯文定有攸归”构成了岳麓书院的传统和标志。

斯文在古代书院中的印记还不只是岳麓书院这个“特例”。譬如：浙江东明书院的“斯文正印，起千年豪杰之思”；浙江仁文书院的“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江苏东林书院的“德邻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安徽还古书院的“继往开来，莫把斯文正脉视属等闲”；湖北问津书院的“江河同万古，斯文有幸见迥澜”；江西鹅湖书院的“斯文宗主，继往开来”；海南至公书院的“荡胸生层云，天为斯文开别境”；四川东山书院的“万古斯文开道脉”；西安关中书院的“斯道中天阁”以及山东曲阜孔庙牌匾上的四个大字“斯文在兹”等。从古代书院这些匾额楹联的岁月痕迹中，无不说明斯文与教育的紧密关系，儒学大师和门生无不对斯文敬重有加，因为斯文指向的就是培养人的目标，是书院的行为准则。

由此看来，斯文承载了书院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气质，斯文在古代书院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许可以解释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繁荣的原因。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道，“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以始基之欤！”可以说，“斯文之未坠”既是古代学人对书院的期待，也是书院的内在价值与精神，更是中国古代书院理念与制度的体现。书院旨在培养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君子”的精神气质就在“斯文”之中。以君子之道培养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会风骨，促进整个社会从愚昧残暴走向文明礼制。古代书院以培养“君子”为己任，其核心思想便是继往圣、开来学、传道统。在《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一》中记载道：“道统之传，自尧舜至于孟子而绝，此斯文之一厄……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岳麓之兴本于朱张，朱张之学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学统宗，所以原其相传之有自，又以望后来者于无穷也。”图志所言始终意在表明本书院文化源远流长，且来自圣人，所以岳麓书院有斯文道统。有道统就有斯文，有斯文就有圣学，有圣学才有天道，有天道才能达至儒家“学达性天”的最高理想。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才被赋予“斯文正脉”的称号。显然，它既是一种浓烈的文化归属感，也是一种庄严的文化自觉心。如果书院丧失斯文，那就是丧失文化归宿和文化自觉。斯文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可以说是书院之魂。

在古代社会，从五代始到废科举兴学堂止，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教育机构一直以斯文为使命，而追求斯文也是每一个学人的志趣所在。古人对斯文的追求与践行深刻体现了价值判断与实际行为的统一。《礼记》云：“人之为学，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古代教育就是通过树立“道”的权威来唤起民众自觉心，先尊道，然后学道，这是斯文的路径。直到近代，斯文日渐“消逝”。但事实上，斯文的丧失并非书院自己造成，而是由书院所一直依赖的政统体制和一批盲目无知的文化激进分子造成，戊戌变法中直接废书院是一个转折点。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作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其中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中慨叹：“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这一不幸不仅仅是指书院的消失，连同书院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传统皆被毁灭，书院精神和传统都被毁灭了，“斯文”还能在何处安身呢？由改革派先弃斯文，再到书院被废以致斯文不存，最终导致了“失斯文”。

“斯文”与古典大学

中有古代书院，西有古典大学。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如今的现代大学正是从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演化而来。纵有万里之隔，但中西古代学人的精神气质却是相通的。中国古代书院传习“六艺”，推崇斯文，以培养君子为己任；西方古典大学则延续“七艺”，追求博雅，以培养绅士为目标。中国人讲“斯文”，西方人讲“博雅”。虽然说法各异，但内涵一致。以至于可以说，“博雅”可谓是西式“斯文”。

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不论是博洛尼亚大学，还是巴黎大学都在培养“职业人”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并传承古希腊“七艺”概念下的博雅传统。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提到，“通常我们说的‘自由（博雅）知识’、‘自由（博雅）学科’以及‘自由（博雅）教育’是大学和绅士所具有的特质。”在纽曼看来，大学的基本使命就是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绅士，即博雅教育。显然，博雅教育就是绅士教育，博雅知识就是绅士知识。如果将“斯文”译为英文，gentle一词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一是该英文本身就源于中世纪英语和古法语，有“上流社会”“出身名门”之含义，这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粗鄙、野蛮的奴隶形成鲜明对比，它是自由人阶层和君子阶层的代名词。二是上流社会阶层特点的引申义，便指“文雅的”“博学的”“有礼貌的”和“有教养的”等含义。亚里士多德将这类极具绅士品格的人称之为“大度的人”。慷慨大方、智慧勇敢、宽宏大量、正直自制、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等，已经成为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培养绅士的身份标识。

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本是无根之木，“行会组织”是它的基调。但当它为自己寻找到“博雅”这个强大的根基之后，便获得了向上增长的条件。可以说，中世纪大学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一部“博雅史”或“斯文史”。没有“博雅”，中世纪大学就无法延续到今天。它不仅吸收灿烂的阿拉伯文化，而且还将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的所有希腊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从此中世纪大学赓续了古希腊的“博雅”，它用短短两百多年（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时间追上了书院文化的起点（书院文化经典以春秋算起，中世纪大学所追随的古希腊文化也大致在春秋战国时代）。

从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推崇的“博雅绅士教育”，到1828年《耶鲁报告》中倡导的“通识教育思想”；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推行的“名著教育计划”，到1943年哈佛大学推出的《通识教育红皮书》，以及今天的“核心课程”，都无不说明“博雅”在大学发展中的价值，而且大学还可以将其延续。恰如哈佛校训所宣称的那样，“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倘若没有古老的希腊文化与基督文化作为根基，倘若没有“博雅”作为西方大学的“文脉”，西方大学的现代意义将不会存在。

现代大学脱胎于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当中世纪大学尚在萌芽阶段之时，我国古代书院早已存在五百多年，并且各种书院体制、文化、组织十分成熟。然而，那时的西欧中世纪大学只不过是众多私立学校中的一部分，大学与其他学校比较起来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大学的名声和学问都处于中下级，“在整个中世纪，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创的、品质上乘的科学著作一直都是创作于大学之外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世纪大学是一个新兴组织，没有任何文化积累，且它是由同乡会共同结成的联盟，主要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但是，在神学占绝对优势的中世纪里，西欧经过多次战争与动荡，很多学校组织都在历史中消亡了，唯独大学组织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古代书院的消失和中世纪大学的普遍发展留给世人一个庄严的问题：为何会如此呢？答案只有一个：关乎斯文！如果说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因得“斯文”而繁荣发展，那么，中国古代书院的消亡则是由于“失斯文”而造成的。近代以来，一批激进改革派将国家落后的根源归咎于斯文，是斯文束缚了国民思想和行为，因而恨不得将之完全抛弃，钱穆在抨击此种错误时写道：“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斯文已逝与斯振大学

如今，古代书院留给我们的，要么是落满青苔的残垣古刹，要么是后人修复的匾额楹联。斯文随着书院的消亡而消逝，竟使得当今中国大学难以传承斯文传统。尤其令人失望的是，不仅斯文的概念已经被淡忘，而且斯文的精神内核更是日渐式微，以至于出现了众多斯文扫地的现象。从时间上看，当今大学并没有传承好古代书院的“文化基因”；从空间上看，中国大学也并没有借鉴好欧洲中世纪古典大学的精神遗志，甚至徒有其形式，而难求其精髓。因此，能否在古代斯文断裂的情形下，在现代大学继续旧有的斯文传统呢？或者说现代大学是否有必要重建斯文传统？

显然，现代大学恐怕还没有思考过这个话题。在现代社会中，能够承担斯文使命的组织一定是文化高度发达的组织，它不仅要“得与于斯文”，而且要“以斯文为己任”。“斯文”一词对古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它对现代人和现代大学来说却是陌生的。大学与斯文是何种关系？大学是否要斯文？今日大学还能斯文吗？大学如何斯文？对于这种种问题，要寻求一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解答似乎十分困难。即使作为从事大学研究的一员，在经过许久思考之后，才发现给现代大学的“斯文”作解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会发现“大学与斯文”是一个值得让人深思与慎思的问题。

2012年，东北师大65周年校庆之际，学校虔约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学校赐墨以励，在历数东北师大成仿吾、张松如、杨公骥、蒋赐金、林志纯、孙晓野等著名学者之师表典范后，兴致盎然地为该校题写了“斯文在兹”四个大字。饶公一是寄语后辈蕴意深远，旨在倡导儒学人文精神，要负有担荷斯文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学风使命；二是告勉后辈落实此道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这是儒学人文精神的内在本质。国学大师正是以如此情怀和感悟，品读大学与斯文，斯文即大学，大学即斯文，斯文就在大学之中。如果说东北师大图书馆门前石碑上的“斯文在兹”是学界前辈对大学的寄望，那么在中国海洋大学设立的“斯文堂”，更是让人将斯文、学堂和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斯文堂”展示的都是该校任教和培养过的作家，但我们不难寻觅到该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提倡“文脉斯振”之根源。古有“斯振学堂”，而今亟须“斯振大学”。想来，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忽略的命题。

当我们在谈论大学需要“文脉斯振”之时，我们会发现在当今中国大学中，不仅斯文的外在形式缺失，更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撑。大学在主动与被动中放弃了对道义标准的坚持，其价值体系失序，教育功能孱弱。斯文的传统被实用主义代替，为学者求实用，求学者亦求实用，教育成为谋生的手段。因此，“斯振大学”不仅在于显性的形而上的礼仪、礼数等规制，也在于内隐的形而下的大学自身的灵魂，即大学的骨气、风骨，换言之也是大学的信仰，特别是大学的风骨是一代代学人的智慧积淀而成的共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行为准则、社会责任等的集合体。

从上述两个层面来看，例如：大学的各种开学和毕业以及授予学位的典礼是斯文。在林文庆担任厦大校长期间，凡是有学术报告或演讲，在开始之前，往往会找学生弹一首钢琴曲或吹箫或笛子，乃斯文也。再有，一所大学的斯文，不仅体现在学生上，还体现在校长和教授身上，华中师大前校长章开沅，担任校长九年，每天上班坚持打领带。他认为这是代表一个大学的形象。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斯文的“表象”和“外显”，那么斯文的“精髓”和“内在”更应该在于：一是大学成员要有斯文人格；二是培养出具有斯文理想的学者。这是大学斯文的两种境界，所以判断一个大学是否斯文，最终是看斯文有没有被内化到学生和教师的身上。斯文在经典之中，不论是国内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还是像西南大学本科生阅读经典名著的考核，还是近年来不少大学兴建国学研究院和本科生书院，这些都表明人们在努力地找回“消逝的斯文”。但是，“斯振大学”的途径绝不仅仅是这些，它还有更多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不断挖掘和开拓。

显然，我们从“斯振大学”的实现路径来看，承担斯文的主要方式还是靠“教”，而“教”则要求教者先明道，有道才能教，能教才能斯文。有一例，台湾学者张善楠在翻译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OurUnderachievingColleges一书时，将其译为《大学教了没》，而大陆学者侯定凯则将该书译为《回归大学之道》。虽然，两个译文有所区别，但我们会发现其内涵是一致的，“教”就是“道”，“道”就是“斯文”。因此，能够“斯文”的组织必须具备三种前提：一是得斯文；二是敬斯文；三是能教。对于今日我国大学来说，能教是以得斯文和敬斯文为前提的，而能得斯文，便知斯文之理，也就能敬斯文，因而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得斯文，如果这个最关键的条件不具备，那么今日大学则很难承担斯文使命。

当校友提出“给大学留点儿斯文”这样一个朴素的要求时，恐怕真的需要我们反思了。因为，在大学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大背景下，斯文与此类目标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提倡“章程和制度”的背景下，给大学保留一点儿精神和文化，也包括斯文，应该是大学制度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意。当代大学的斯文，既体现在大学的理念与制度之中，也折射在大学人的行为规范与精神岁月上，更沉淀在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中。大学的薪火相传，在于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一所好的大学，既在排行榜上，也在斯文的延续中。

（本报记者马跃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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