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松芳

前些年，王家葵教授为文辉兄《现代学林点将录》作序时，谦题曰《不敢言序》，新近戴新伟兄为王家葵教授的《一卷田歌是道书：玉吅斋随笔》作序，也谦题曰《不敢言序》，文辉兄戏言“不敢言序”有成为传统的感觉。而我当然也是“不敢言序”的。

当然，在家葵兄和新伟兄，那毫无疑问是谦逊。因为家葵兄作为药理学教授，早已在本草、碑帖和书法等诸多领域声名大著，新伟兄则年少多才，备受称誉。现文辉兄以新著《文史足徵录》命序于我，我哪有资格追随他们而侧身这《不敢言序》的“传统”呢？只是自问，我不仅是他学问文章的忠粉，更曾沿着他开辟的一些道路，做更细致一些的探索，更能有些心得体会吧。比如他拣出的咸水妹、原籍广东的女演员等话题，都曾引发我的进一步探讨，并写成了几篇长文；关于粤人海外饮食的话题，还曾引发我写出了一本新书《饮食西游记》。

记得1995年我刚读研究生时，黄修己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即敲打我们说：从前的学者是读书，后来成了翻书，现在则变成摸书了。当时我们的理解，前辈学者，是在读书过程中，有新的发现或有疑问，笔之于书，集腋成裘，遂成论著，新疑问焕然冰释，更是佳篇。前人每多极富价值的学术随笔或札记，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翻书，则是针对当下立一题目，然后到处翻书找材料论证的现象，这样一开始便与论从史出的明训多少有些违和了。至于摸书，则买了书也未必看，摸摸而已，如此等而下之，自是毋庸烦言。随着数据库的大兴，恐怕连书都不摸的人也有了。因此，即便按黄先生的标准，文辉兄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此前，文辉已出版过以“论学”标目的《洛城论学集》《洛城论学二集》，这本《文史足徵录》讨论的问题与之接近，涵盖古今中西，在史料上也是基于阅读中陆续的积累。像《“旋风叶”问题的再考辨—重估中国古书形制演变的大势》长文之后，有新史料新思考新发现，复撰《古书早期形制问题补考》。读文辉兄著作，很容易发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几乎每篇文章之后，都有一条乃至数条附记或补记，将新发现的材料以及思考附上。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包括区区在下，常常会出现因新材料以及引发的新思考而悔其“少作”或曰“前作”的情形，即便不悔，也会在出版或再版时对原文加以修订，轻易不敢以附记这种方式处理；而文辉之所以敢于如此，而且差不多总是如此，乃是基于其论述判断，纵未切中，亦不相远。

还有，文辉兄就其议题，所学或曰掌握的材料未必是最充分的，但其识断，却常常是过人的；在e考据时代，获得材料，似乎比以往容易，但识见判断，却有每况愈下之虞。像《辩所谓中国人公私不分的问题》，从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展开讨论，又显示文辉兄的识见之另一特色，即亦文亦史，亦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经济史，可谓之思与史合一—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殊为不易，在当下尤为不易。因此，这本《文史足徵录》，“足徵”固可喜，“卓识”更可贵，“哲思”最难得。

此外，文辉兄的“文献足徵”之文，坊间之所以誉为“胡氏考据”，乃是其考证别具只眼，饶有趣味。胡适说做学问当于不疑处有疑，胡氏考据则于寻常处考掘下去，竟然别有洞天，再上下左右勾连，更是别开生面。比如《近人名言考原四题》中黄侃的名言：“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孰知实本于《聊斋·司文郎》中人物之言：“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并具道其间曲折，足补学林掌故之叶。像“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大名言，人们往往归之于徐悲鸿，其实也不过是徐氏转拾人言耳，文辉兄考其近亲远源，较之前面一条，更为曲折精彩。

中华书局《掌故》创刊以来，文辉兄每期均有大作。胡氏考据与传统掌故有类似的地方，也可以说就是从传统掌故入手的，但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变传统掌故的丛残枝语为繁复考证，而在于多从诗词联语等文学化的文本细节入手，还原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具体语境、情境及心境。这除了与文史兼修的专业素养有关，应当也与文辉兄平时勤于诗歌与联语的写作训练有关，特别是与他发皇义宁心史、笺释陈寅恪诗的经历有关。这也是文辉兄自谓“学问比作家要好，文章比学者要好”的底气所在。因此，他由一诗一联入手考证士人心态，往往能烛微见几。比如收入本书的《沦陷语境中的耶律楚材—汤尔和的心事》一文，当初一听到这个题目，即愿先睹为快。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元明易代之际的刘基，而时人或以耶律楚材期许刘基，盖其才干与处境有相类之处；而我因此也颇为关注耶律楚材，于文辉兄借汤尔和《吊耶律楚材墓》两首七律讨论汤尔和在沦陷时的心境，便多有会心之处。

国内心态史的研究，依我个人的管见，大约兴起于罗宗强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出版之后，然能得佳作如罗先生者几希。这除了与文史分途，治史者对古典诗文的隐微书写或者“皮里阳秋”难以理解体会之外，“格式化”的论文体制也是一大桎梏。文辉兄既得诗人之便，又尽去体制之弊，自是粲然可观。本书中《梁济自沉在旧文人圈中的反应—近代诗文所见史料之一例》与《“几番风雨”与“一片江山”—梁启超一副集宋词联的流传史》，均甚可观。尤其是后文，对梁氏集宋词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的渊流考证，简直令人心醉神迷，而最后引出宏论，也就更让人心有戚戚了：“在我看来，对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体裁，若没有它，中国文学史就是不完整的。而至今为止，在中国文学史编纂里，似乎并没有对联的一席之地，更遑论集句联集词联了。……重写文学史，须得由具体作品入手。‘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这样的绝妙好辞，很应该写进中国文学史的，如其不然，文学史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是啊，中国传统诗文训练，本由联语起步，而集句诗或集诗、集词联，也都是一种再创作，如此卓越的创作，文学史怎可忽略？

文辉兄的学问文章，已有博大精深气象，虽然我一直试图作些总结，以为我学步之用，但实在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更何况文辉兄还有不少已经写了暂未发表或发表不了的文章，那是另一个领域，另一种境界，更是我难以评说，更难以追步，不说也罢。

因此，只能陈此区区读后感想，切切不敢言序。

庚子夏日于广州康乐园中 YQ/rlqfkYdAqPsSi065Nc5G9VmGSGAJmCLGFgG0IQfzTFPy1/p5By+8cUKP6/H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