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山西碑刻书籍的收集与利用

仝建平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仝建平(1976—)，山西怀仁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宋元历史与文献；山西地方史。

摘要：山西境内保存有大量碑刻资料，在研究区域社会历史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收集碑刻时除了寻访捶拓、查看拓片外，应着力关注碑刻类书籍。山西碑刻类书籍包括碑刻专书、史志书籍包含的碑刻资料等。研究时应具体碑刻具体内容合理利用。

关键词：山西；碑刻书籍；区域社会历史

山西高原整体海拔较高，与邻省有山河之隔，向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战争年代成为周边省份民众躲避战乱的理想移民之地，随着多次移民涌入保存了多元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早期的发祥地和集散地，北方草原文明和中原农业文明的交错衔接地带，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古代一直毗邻王朝都城所在地，相对封闭的区位环境又保存了多种古老的文化。山西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华北社会历史关注的重要地区。而境域内保存有大量的遗址遗迹、古建民居、金石碑碣、文书档案，又使山西成为研究华北社会聚焦的核心地带。

碑刻与方志、谱牒并称为研究地方社会历史最主要的三种资料。但纸质文献流传过程中会有鲁鱼亥豕问题产生，金石资料则相对稳定，因此碑刻资料成为研究社会历史最重要的一种资料。碑刻既有留存至今的，也有原碑亡佚碑文尚存的，还有原碑、碑文均亡只存碑名的。旧志的艺文志部分均收碑记，但多是关注名碑（名人所撰之碑及书法较佳的碑），故多不收题名，尤其是捐资者名录。山西现存最早的省志——成化《山西通志》就编有一卷“碑目”，载碑简目600余通。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收录山西碑刻1550余通，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多是收录碑文，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历史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清文革及自然损毁，山西毁亡的碑刻数量巨大，无法统计。尽管如此，在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上，现在保存近代以前的碑刻，数量仍很大，尽管向无确数，笔者推测至少也在3万通以上。时代以明清及民国最多，但宋金元及之前朝代的也有不少，远远超过外省同期现存者。大致由北往南越来越多，最主要集中在晋东南的长治、晋城和晋西南的临汾、运城，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语石》中曾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不无道理。

既然山西区域历史多为学界关注，且保存的以碑刻为主的地方资料甚多，加之碑刻资料相对稳定，所以山西现存的碑刻就成为关注和研究山西历史文化者多加重视的首选资料。本文就如何搜集山西现存的碑刻资料书籍并用来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略陈管见。就研究社会历史而言，本文所说的碑刻资料姑且不包括造像、摩崖、经幢及部分墓碑（神道碑），也不涉及其体量、造型；仅指有文字者，内容涉及墓志、水利、教育、修桥造路、修建寺庙宫观、祭祀演戏、村规民约、规章制度等等；既包括现存碑刻，也包括碑文传世的亡佚碑刻。

一、山西碑刻书籍的收集

收集山西的碑刻资料，当然最好是实地寻访捶拓，以及阅读碑文拓片，但这些并非每次均能现实可行，最实际最便捷的就是利用山西省内出版的碑刻专书或包括碑文的书籍。就所藏与所见，笔者认为山西出版的碑刻类书籍大约有如下几类：

（一）全省、市级、县域碑刻总汇与选萃之书

1. 全省碑刻总汇与选萃

（1）全省碑刻总汇。全省碑刻总汇首推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领导发起，各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协同组织，由各县三晋文化研究会或类似文化机构具体承担编撰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分市县卷，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至今，已经出版近50县（市、区），成为名扬海内外且能流芳千古的山西文化盛事。《三晋石刻大全》既收现存碑刻，也录原碑亡佚碑文存世者，还附录原碑及碑文俱亡的碑目。内容编排按照年代先后，最后附分时代、分类统计表，以及分类的存碑与佚碑名目索引。碑文繁体字，加注标点符号，有简单的内容介绍，附录部分拓片（全部或局部）。这套书的不足在于限于捶拓及整理人员水平的原因，部分录文隶定出错，断句也存在错误；所附拓片有的不清楚，多数只是局部而非全文；尤其是未能全部收录题名，成为研究基层社会的一大损失；部分碑文内容介绍不准确；各地所收碑刻下限不一致，某些当代碑刻其实大可不必。尽管这样，组织编撰出版这样一套大型碑刻丛书相当不容易，成为研究山西历史文化必备的重要资料就是这套碑刻丛书价值所在的最好诠释。

（2）全省碑刻选萃。前述清末光绪年间编撰的《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山右金石记》）均是山西各地碑刻精选，均录碑文，两书均通行易见，前者影印后者点校出版。山西省考古所编撰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也属全省碑刻精选，有录文有拓片，均正式出版。《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也为明清山西碑刻选萃之书，《续二》附有三书碑刻总目。

2.市域碑刻选编

按地级市选编的碑刻书籍有《晋城金石志》、《长治金石萃编》、《河东百通名碑赏析》、《河东碑刻精选》、《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均正式出版，《晋城金石志》带有总汇性质，后五书均为选萃。

3.县域碑刻总集及选编

民国时即有县域碑刻汇集或研究著作问世，如王堉昌编《汾阳县金石类编》、杨兰阶和田九德合编《阳城县金石记》（《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附录）、牛诚修撰《定襄金石考》等。近些年出版的有《洪洞金石录》、《侯马碑记》、《乡宁碑文选》（上集）、《曲沃三十八通古碑注》，《沁州碑铭集》、《潞水汲古》、《黎城碑文化赏识》、《沁源金石志》，《高平金石志》、《沁水碑刻蒐编》、《泽州碑刻大全》、《陵川历代碑文集》，《平鲁石刻图志》、《怀仁石碑石刻集萃》，《偏关古碑文集》、《繁峙碑文集》、《雁门碑钞》，《古交石刻》，《寿阳碑碣》，《临县碑文大观》。《三晋石刻大全》分市县卷其实同时也是县域碑刻总汇之书。

此外，还有村域碑文全集，典型者如《古村郭峪碑文集》。

（二）专题碑刻之书

专题性质的碑刻书籍也出版多种。如《山西地震碑文集》、《运城抗日战争碑汇》、《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清代介休水利碑刻辑录》、《晋城明代藩王墓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以及《阳泉叙水诗碑地闻拾迹》。

（三）文物古迹、旅游景观碑刻之书

一类全部或主体为碑刻，如《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海会寺碑碣诗文选》、《皇城石刻文编》、《皇城石刻精选》、《应县木塔匾联碑刻集成》、《鸣条舜陵古碑录》、《晋祠碑碣》、《王家大院 静升文庙 资寿寺碑文汇编》（第一）、《五台山碑文选注》、《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珏山历史文化丛书》之《金石文编》、《阳城汤庙碑拓文选》、《石盘圣母庙碑志》、《司马光茔祠碑志图录与校释》等。另一类附录大量碑文，如《藏山文化通览》、《河东五老峰大观》、《上伏成汤庙》、《麻衣仙姑》以及《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19种等。

（四）丛书、文史资料的碑刻专书或专辑

山西省内出版的文化丛书包含碑刻的如《晋城文物通览》（碑刻卷）3册、《河东文化丛书》第三辑之《石刻的历史》、《清徐历史文化丛书》之《清徐碑碣选录》；文史资料如《忻州文史》之《古碑文录》5辑5册、《平遥文史资料》第二辑《平遥古城现存历代碑记辑录》、《介休文史资料》第七辑《介休碑碣专辑》、《潞城文史资料》第十辑《革命烈士碑文专辑》、《襄汾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碑碣志文录》、《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

（五）地方志、地方史中的碑文

前述旧志的艺文部分多收碑文，大致有通志、府州志、县志、村志，以及山水志之《霍山志》、《恒山志》、《清凉山志》、《七岩山志》、《龙山志》、《石膏山志》、《榼山寺志》、《晋祠志》等。此外，新编山水志、寺庙宫观志、乡镇志、村志村史、教育志、交通志、城乡建设志、供水志中一般均会收录辖区内的碑文，其中有的碑文为录自它书，有的少见关注，甚为珍贵，应予注意。

（六）碑刻工具书

《三晋石刻大全》编辑的起始，是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各市县编撰的《三晋石刻总目》分市卷，山西省11个地级市除却忻州、吕梁外均已正式出版，9册，算是摸家底工作；但所谓《总目》既不全也多有错误，有的参编单位未经认真普查而是直接抄录多年前的登记名单，利用时务必应予注意。刘舒侠编《、石刻分域目录》、王福才编《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馆藏拓本目录》。

（七）研究著作

大量利用山西碑刻资料出版的研究著作，如董晓萍等《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此外，《山西水利社会史》附录胡英泽“山西、河北日常生活用水碑刻辑录”、薛卫荣《南风飞扬：历史文化视野下的河东盐池与池神庙》附录碑文数十篇。

此外，还有编辑出版的碑刻期刊。如运城地区石刻研究会曾编辑出版《河东石刻研究》三期。

当然，全国性的、断代的碑刻丛书、书籍及山西周边省份出版的碑刻书籍也会包含一些研究山西历史文化的碑刻资料。比如有关做官、求学、经商、寓居、流徙外省的山西人碑刻；售卖流落于外省的山西碑刻，象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购的一大批晋东南出土的隋唐墓志。理应引以重视。

二、山西碑刻书籍的利用

《三晋石刻大全》是山西碑刻资料总汇之书，在多方努力下，晋城市所辖6县（市、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且17县（市、区）均能按照计划编撰出版；但据笔者了解，仍有一些市县由于种种原因行动缓慢，能否最后出全也不容乐观。利用此书时，可以先行阅读书首的三篇序言，依次为山西全省、市域、县域碑刻概述，以便整体了解把握。另外，书名所谓的《大全》也不可能收全，需要多方寻访辑补，因此书籍出版后仍需要长期的后续工作，比如《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已出《续编》；《泽州碑刻大全》四巨册所收要多于《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分为上下两册，收录碑1000余通，已属数量巨大，但实际上据该市新近的碑刻普查，初步统计至少有2000通，可见失收严重。

此外，各地散存、新发现的碑刻还有不少，需要各地继续收集。比如临汾一中老校区（原为平阳府衙所在地）车棚原置有一通康熙年间的霍泉分水协约碑，长期无人在意，后被当地报纸记者发现予以报道，文物部门来索要未成，学校迅速转移至库房，笔者前去抄录结果未成。此分水碑原来刊刻两通，同样内容，霍泉置一，平阳府存一，现在霍泉的已经不知所终，笔者初步查对，其它书均未收，对于研究霍泉分水与地方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是历代霍泉分水碑的重要一环。

既然已有近50个县（市、区）也已出版《石刻大全》，是否意味着属于辖区内的已被其它书籍收录的碑文可以视而不见。据笔者查对，有的实际未收，或录文有差异，因此研究时还应一同使用比对，以防遗漏或录文有误。

利用上述书籍所收碑文研究山西社会历史，需要具体碑刻具体内容合理利用，见仁见智。以下仅简单试举几例。

如《乡宁碑文选》（上集）所收乾隆四十八年《新建山神土地庙碑记》载，乡宁山大沟深，虎患严重，多伤人畜，竟白昼噬人于路，民惧为神虎，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县葛青组织猎户捕虎，历时二年，“共获虎十，虎子六，豹十二。内有虎孕四子者，剖之，须眉爪牙皆成，将育矣” [1]（p17），民众得以免受虎患，特建神祠以谢。从碑文虎多可见乾隆年间乡宁生态植被之好，对于研究乡宁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又如《龙林山传奇》一书所收《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为北汉天会十年（966）所撰，为少见的北汉碑刻，1994年于清徐县龙林山丛林中发现，讲述了龙林山梵宇寺唐五代的营造过程，“今以大德志归极乐，年近从心，恐坠芳猷，命书实录叙也” [2]（p14）。北汉在太原建国存在30年，存世的北汉碑刻较少，此碑无疑具有文物和文献价值。碑文有几个年号：天祐十五年（919）、长兴三年（932）、乾祐元年（948）、大汉天会十年（966）。“天祐”为唐昭宗、唐哀帝使用的年号，只使用了4年：904—907，而此碑却出现“十五年”，推算已到919年，中原王朝已是后梁。长兴为后唐年号，乾祐为后汉年号，天会为北汉年号。撰碑文者“讲维摩经僧青莲”作为北汉的僧人，大概不认同中原的后梁，反而认同唐朝、后唐、后汉、北汉，可能也是当时太原一带民众的某种共性认识。

再如汾阳市《北关史话》所收《大隋隰城处士梅君墓志》为出土汾阳的隋代墓志，记载了墓志主人梅渊简要生平及家族世系情况[3]（p50-51）。隋朝历时38年，山西出土的隋代墓志数量不多，也弥足珍贵。查《汾阳县金石类编》，未收此志。

再如《河东出土墓志录》收《明故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北崖赵公墓志铭》，来源于垣曲出土的明朝嘉靖间甘肃巡抚赵载的墓志，墓主赵载《明史》无传，《明实录》有传，他在嘉靖前期在肃州任兵备，又任甘肃巡抚，前后在西北为官20年，“布威覃信，振法励兵”，治理番部恩威并使，屡建边功，受到皇帝嘉奖，去世后“朝廷念功，命吏部谕祭，工部营葬事” [4]（p35），严嵩撰写神道碑（赵氏《家谱》转录神道碑文）。嘉靖时，明朝面对严重的南倭北虏问题，赵载治理西北20年，御边有功，无形中对朱明王朝经营北方、东南做出了积极贡献。可知该篇墓志对研究明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就所见的山西碑刻书籍而言，整理质量不尽相同，但录文、标点错误较为常见。利用碑文时，如果对碑刻书籍录文有疑义，最好设法查对拓本或亲临原地查看原碑，还应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考证。

参考文献

[1]郭居明编《乡宁碑文选》（上集），乡宁县老龄文史研究会，1996年。

[2]贺灵宝主编《龙林山传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3]靳永义、刘瑞祥主编《北关史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4]李百勤等编《河东出土墓志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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