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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关帝庙，原称武安王庙，明代中期所建，位于关城东瓮城东墙外。据《重修玄帝庙碑记》记载，该庙原在关城内城中，名玄帝庙，明正德元年(1506)修建嘉峪关东、西两楼时，移建于此，改称关帝庙。庙院座北面南，主要建筑有大殿一座，陪殿两座，另有刀房、过厅、马房和牌楼。壁画绚丽，塑像雄伟，建筑精巧。门口牌楼，精雕细刻，红漆明柱挺立两旁，顶盖绿琉璃瓦，富丽堂皇。上悬“威宣中外”匾额。庙门正对南面有一戏楼，中间广场是举行军事庆典和民俗活动的场所。现存碑文反映明清两代都曾多次扩建重修关帝庙，其中清朝在嘉庆和光绪年间重修过，但《光绪四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碑面损坏，无从考证，所以有证可考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嘉庆年间嘉峪关游击将军熊敏谦主持的。1998年由嘉峪关关城文管所自筹资金70万元对关帝庙进行了重新修复，对牌楼进行了彩绘，使关帝庙恢复了明清时的风采。

一.与关帝庙有关的碑文

现存明清时期与嘉峪关有关的碑文共12篇：《嘉峪关碣记》、《重修武安王庙碑记》、《武安会众信官军赞序》、《山陕弟子祈雨修庙碑》、《重修关帝庙碑》、《重修嘉峪关记》、《嘉峪关遵示劝捐钱粮顾持营伍开销碑记》、《路林德政功行碑记》、《皇清诰封恭人徐母张太恭人之神道》、《光绪四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嘉峪关募建同善堂碑记》、《登嘉峪关并序》。其中有6篇是与关帝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可见关帝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这6篇碑文中除《光绪四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碑面受损致字迹已无法辨认外，其余碑文都保存较好，为我们研究关帝文化在嘉峪关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参考价值。

二.从碑文看关帝庙修建史

关帝庙作为祭祀关羽的庙宇，从一开始就被染上了宗教的色彩，作为承载、传播关帝文化和寄托全民关帝信仰的物质载体，其兴建和发展史，更清晰地折射出了关公神圣化的历史。谈及关帝庙的兴建原由，明人钱福在其《文章辨体汇选·义勇武安王庙碑记》中记载：“刚明正大之气，人人同得以为人者，虽或屈抑于一时，而终将感发悼痛，积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后吾心之神若有见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庙祀之所由设也。”刚明正大之气也就是忠义之气，关羽为忠义而死，人们修建庙宇来祭祀他。嘉峪关关帝庙的修建原因除上述作为民众崇拜和祭祀的场所外，还和封建王朝的神化利用有关，重点是突出由关帝信仰而达到守土卫国的目的。这一点从《重修武安王庙》碑记中可以得到印证，“酒泉西古创嘉峪关乃华夷天限，西面长城，北门锁钥也。关治东创始，是关创建汉寿亭壮缪义勇武安王庙，所以保障此关以永吉者也。”

嘉峪关关帝庙始建年代不详，最早记载关帝庙修建情况的史料见于《嘉峪关碣记》碑记，载：“皇明肃州卫嘉峪山关内剧居中地，旧有玄帝庙，岁戍官军百余，西域往来使旅祈仰，无不感应。正德改元，丙寅秋八月，钦差整饬肃州等处兵备副使李公端澄遵成命起盖关东、西二楼暨官厅、夷厂、仓库，推委镇董（监）工。今年丁卯春二月落成。惕睹高真，词居下隘，恭虔叩请，三卜俱吉。遂协心捐资，移建与关南城上，向北筑基，重修庙一所。中塑玄天上帝，两壁绘诸天神将，金饰辉煌，神威炫耀，凡有祷事必应。应立碣以记其颠末。”可见，关帝庙原称玄帝庙，早于光华楼和柔远楼存在于内城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八月，李端澄在内城修建光华楼和柔远楼时从内城迁移至东瓮城东墙外。

从嘉峪关现从的碑文看，嘉峪关关帝庙在明正德元年迁建于外城后又历经改建、扩建以及多次重修。明朝时期有《重修武安王庙碑记》碑，清朝有《重修关帝庙》碑、《光绪四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其中光绪年间的碑文碑面损坏，字迹不清，所记内容已经无从考证。

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酒泉人佘动奉命镇守嘉峪关，在拜谒神庙时，发现武安王庙规模较小，塑像矮卑，有碍观瞻，就暗暗下了重修的决心。他带头捐献俸银，筹款购买材料，招募工匠，开工重修，于万历十年顺利竣工。《重修武安王庙碑记》碑记载“酒泉西古创嘉峪关乃华夷天限，西面长城，北门锁钥也。关治东创始，是关创建汉寿亭壮缪义勇武安王庙，所以保障此关以永吉者也。酒泉佘工讳动，别号东泉。持行忠孝事神恤民，罔不竭诚。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膺承天眷，命守斯关，驻麾是地，诣竭神庙，睹其规模狭隘，像仪矮卑，心既谦然而欲新之。”“遂捐俸资，鸠工抡林”。清嘉庆年间，嘉峪关游击将军熊敏谦发现圣庙因年代久远而色彩暗淡，神像残损，萌发重修之心，于是带头捐资重修，使之焕然一新。《重修关帝庙》碑记“第圣像旧系装画五彩，历年久远，未免暗淡无色，天棚马殿山门旗台两廊彩壁并满堂神像均已剥蚀，有心者不能不触目而心感矣。予同乡熊公蜀西人，职膺游府数载于兹，概然倡首，营中官兵共捐俸响，本关善士往来宦商随缘乐助，爰于丁卯夏兴工，戊辰秋告竣。”明清两代多次扩建或重修关帝庙，每次维修规模宏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关公的尊重和推崇。

三.从碑文看关帝加封史

嘉峪关关帝庙的碑文也反映了关公的称谓曾先后由武安王变为关帝。实际上，这反映了关公在历代王朝中被神化和加封的一种演变。如清人黄殷陔的对联：“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

实际上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只是一位封建军阀混战时的英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为曹操所执，拜偏将军，以斩颜良功，封汉寿亭侯。在去逝51年后,蜀汉后主景耀三年（公元206年）追谥为“壮缪侯”。宋时期,宋徽宗连续4次对关羽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到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加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封为“义勇武安王”。故明代中期前称其庙为武安王庙。这与两宋时期社会动荡是离不开的，尤其“南宋民族大分裂，大动荡时期，需要武力和忠勇精神为大宋王朝御敌卫国。关羽的忠义勇精神与南宋高扬的民族气节相契合，使关羽崇拜找到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至宋徽宗时便大加封赏，赞誉之情日盛。元继承宋时封号，但重点突出“义勇”、“英烈”庙号。元文宗时,先后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齐天护国大将军”、“护国崇宁真君”等。明太祖朱元璋时,废掉原来的封号,重新封关羽为“寿亭侯”,“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诸庙并列，通称十庙”。至万历中期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对关羽的崇奉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钧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求边疆镇静，四夷无扰，朝野安定。自此，相沿有关帝之称。

到清朝时关羽崇拜发展到了极盛,关羽甚至被视为清朝的保护神,受到广泛的尊崇,关帝庙遍布城乡,神庙之外的家家户户都供奉关帝神像。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极为尊崇关羽。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记有:“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又与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这里的伏魔即是关羽,为倡导对关羽的崇拜,满族兴起时,曾在赫图阿拉修建关庙,奉祀关羽。清军入关后,为稳固满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更是将以“忠、义、神、勇”著称,并在汉族中拥有大批崇拜者的关羽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顺治元年(1644年),“建关帝庙于地安门外宛平县之东,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对关羽的祭祀有了基本定位,秋仲月祭关帝成为了清代祭祀典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从碑文看关帝信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关羽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在宋元明清四代王朝时期，关公的崇拜达逐渐走上顶峰。“在中国民间崇奉的诸神大部分是有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人格神，而关羽则是其中的典范。关羽最初的神性主要表现在御灾捍患的神职上，在宋徽宗时期，应召平定解州盐池之患，是关羽作为地方性神灵的最大功绩。随着南宋时局的变化，关羽也成为保家卫国的守护神。不但民众能够在崇拜关羽的宗教信仰中幻想找到人生幸福，而且统治者也发现了树立关羽这一人格神以标榜忠义的儒家精神的现实需要，于是在明清社会中，关羽崇拜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关羽也坐上了“伏魔大帝”的宝座。民间诸神中，关羽应该是人格神中神职最高的神灵了，这一掌管三界的神灵皇帝，其原型正是封建社会的人间帝王形象。”

嘉峪关《重修武安王庙碑记》碑记载“举关商民士卒子来趋效，各竭其力。”“其所以虔诚而新是庙者，所以崇神而为民正，所以彰王之忠义于千万古而不磨，俾后之尊崇忠义之者，蒙王之佑，霂王之庇，亦于千万世而不穷者也。公之心其远哉，仁其深哉！是为记。”据此可见，关公被神化，乃至历代推崇加封，都是民间和封建王朝对关公崇拜的结果。而崇拜的根源，便是关公的“忠、义、仁、勇”形象。崇拜的形式主要有演戏、祭拜、祈报、修庙等。戏台是演剧酬神的场所，嘉峪关关帝庙正对南面有一座古戏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修，戏楼正上方悬有匾额，上题“義正乾坤”。每逢关公诞辰或重要节日，或人们有重要的祈求，都会在祭祀的同时，在古戏楼给关帝演戏，以示尊崇。在舞台上，关公的形象都是完美的的英雄，而且在演出“关公戏”时，是有很多清规讲究的。比如演员总要闭着眼睛，刀不能舞，眼不能睁，动不能大，话不能多；戏中每遇关公的戏，皆不许直呼其名等等，这些都说明古人对关公崇拜是非常虔诚的，深怀敬仰之情，不忍冒犯。《重修关帝庙》碑记“……士民商贾比屋而居。因于其中建关圣庙，每逢朔望及庆祝之期，馨香恪荐，演剧献牲，神喜人欢，群推千古之盛事，讵非英明之感发哉！”反映了上至官兵，下至民众都极为崇拜关公，每逢初一、十五和庆祝之期，关圣庙内香火旺盛、人来人往；戏台上演热闹的戏剧，庙堂里供奉着丰盛的祭品，一派人神同乐的欢庆场面。又《祈雨》碑记载“积珍等虽处边陲，久沐圣化，草薄从忠，循分守义，岁时伏腊，……尤念关西夫子义胆光明，英姿卓荦，登斯堂者，其刚大之气，凛凛在目，尊崇之意自有勃然而不可遏者。”“每逢圣诞之辰，先期戒事，凡我同仁咸集行礼。三献礼毕，然后命庖人设酒醴，耆老扶仗，弟子执爵，尽一日之欢，笃数世之谊。”“积珍等拜献之诚而声灵常在，保佑维持使得雨旸时。”碑文反映了因嘉峪关地处西北，干燥少雨，人们设酒献牲，祭拜关帝，并捐钱修庙，以祈赐福降雨的盛大场面，足见人们对关帝的崇奉如此虔诚。又见《武安会众信官军赞序》：“屡岁善信弟子聚众集会，虽岁时伏腊敬服尊亲，……”“积金百余，以为春祈、秋报、祭祀、蒸尝之费外……”。祈报，为古时祈神仪式；蒸尝，泛指祭祀。可见关帝庙是当地官民祭祀、集会的重要场所。嘉峪关现存碑文为我们展现了关帝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为我们研究关帝文化对嘉峪关历史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史料。

注释：

①《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37。

② 焦磊：《关羽神圣化过程的历史考察：以关帝庙为核心》。

③《明太祖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

④《满族大辞典》，259。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 。

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三 。

⑦ 焦磊：《关羽神圣化过程的历史考察：以关帝庙为核心》。

参考文献：

[1]邰惠利,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2]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嘉峪关志编纂委员会.嘉峪关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4]包诗卿.明代关羽信仰及其地域分布研究[J].河南大学，2005.

作者简介:柳君君，女，汉族，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文博馆员，现就职于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文化遗产监测中心。2011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自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先后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邢台学院学报》，《九江学院学报》，《甘肃科技纵横》等省级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参与省课题-《嘉峪关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需求研究》的相关研究和撰写工作。